20岁时，他放弃无线电元件厂的工作，选择去高校深造；40岁时，他跻身家乡领导班子，成为常务副县长；50岁时，他丢掉县级“一把手”乌纱帽。9年后，重返仕途，已升至副厅级的孙兰雨却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因贪腐问题坐上了被告人席。
3月14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聊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兰雨贪污、受贿一案，其被指在2002年至2014年的12年期间，共实施贪污受贿犯罪60次，涉案金额474万多元。 而在此之前的一周内，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王红星、西安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苗润才、池州学院党委书记何根海，均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短短一周，4次亮剑，无疑将人们的目光再度引向“象牙塔内的腐败”，为何本应掌舵高校的校长书记们会成为偏离航线的始作俑者？如何才能还高校一方净土？
高校掌舵人的失陷
“这么低调温和的学者，也涉及贪腐？”在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家成落马的消息传出后，与他熟识的人都难以将他和贪腐画上等号。
平易近人，这是何家成给和他接触过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没什么官架子，也不打官腔”，这或许与何家成的学者出身不无关系。
在进入仕途之前，何家成已经是一名成功的青年学者。他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得到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学者”称号、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当选全国青联委员。
30岁那一年，何家成决定转投仕途。
在此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布鞋成了他的另外一个标签。何家成行事低调，“总穿着没有牌子的藏黑色衣裤，脚穿一双黑布鞋”，从不在公共场合抽高价香烟，也不会在办公室和家中摆放显眼的昂贵物品，即使2013年3月，他成为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升任正部级干部。
然而，这双白底黑面的布鞋却没能带何家成走得明白，他走向了一条贪腐路。
成为正部级干部才1年零7个月，2014年10月，何家成就被免去职务，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六位落马的正部级官员。
今年2月28日，年过60岁的何家成因受贿罪，被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70万元。
何家成仅仅是众多高校领导贪腐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被反腐之风刮倒的高校领导们不在少数。
早在2010年，中国社科院在《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就曾直言，“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从相关数据来看，此判断所言非虚。
中纪委曾披露，2015年共通报了34所高校的53名领导，平均每周就有一名高校领导被通报。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现，自2015年1月以来，截至今年3月20日，仅“纪律审查”一栏，就通报了高校领导66人，其中，执纪审查46人次，党纪处分40人次(20人既被执纪审查又被党纪处分)。
由于该栏目通报的均为省管及以上干部，故所通报之人无一不为高校决策层领导。
法治周末记者观察发现，这其中校长书记达到64人，包括高校校(院)长32人(含16名副校长)；党委书记32人(含6名党委副书记)，涉及61所高校。
按通报之时划分，除国家行政学院和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宗教院校)以外，剩下59所高校中，5所“211”大学，35所普通本科院校，16所高等专科学校，3所成人高等院校。
由此可见，尽管数量存在差异，但校长和书记的贪腐已普遍存在于各类型的高等院校中，高校掌舵人的失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高校贪腐伴随着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得到根本净化。”因而，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尽管多年来一直在治理，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现实运行情况来看，领导贪腐仍然是高校面临的一大问题。
多数倒在基建贪腐上
以其中已被党纪处分的39名校长书记(包含副职)为样本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学者型官员占到近半数。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各个领域的教授至少有18名，其中不乏响当当的行业翘楚。
作为一个有着近40年经验的主任医师，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胡铁辉不仅指导了数十名胸心外科、生物工程及医院管理博士生，更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先后获各级各类科技成果奖20余项，发表论文30余篇。
然而，本该有着读书人坚持的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在任职高校主要领导后迈向腐败的深渊。
实际上，落马的39名校长书记中，仅有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原院长黄修玉、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原书记苏浩志、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原院长王明亮以及孙兰雨、何家成5人的失陷并非始发于高校任职期间。
一旦掌握实权，钱和色就成为了他们寻求的对象。在34名任职高校后失陷的校长书记中，涉及通奸或不正当性关系的至少8名，占比近1/4；而收受他人财物的则无一人幸免。
1月4日，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就直言，高校腐败主要集中在权力集中者和敏感岗位负责人等方面，教学、招生、科研、后勤、基建、财务、学生管理等关键岗位权力寻租问题突出。
观察落马的这34名校长书记的贪腐之路，不难发现，尽管招生、科研经费、人事和财务方面的腐败都有涉及，但基建贪腐无疑是重灾区。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7人明确在基建工程中收受贿赂，所占比重过半，紧随其后的招生问题仅有6人。
李庭(化名)是一地方高校的行政人员，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外。高校基建无疑是“肥差”，能让人“最快速的‘富起来’，项目审批、施工、监理、设备招投标、合同签订、款项支付等各个环节，都存在腐败可能性”。
他进一步说明，由于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有可能总揽权力，在基建、招生等方面形成‘一言堂’”，分管具体工作的副职也可能会在相关方面有“很大的权力”。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确实有不少校长书记把控着高校的基建大权。
重庆水电学院原党委书记曾维宽兼任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严文清兼任该校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主持新校区扩建工作；枣庄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孙式灵兼任学院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湖北美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官汉蒙兼任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而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张治国、辽东学院原副院长吕继臣、西安电科大原副校长张培营、陈勇，他们多年来一直分管学校的后勤、基建工作。
在熊丙奇看来，“权力过大、过于集中”无疑是高校校长书记贪腐的一大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大学的教育权、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没有分离”，行政权支配学校的教育和学术资源，导致权力通吃，而“集中的权力就会导致腐败”。
监督过小，集体沦陷
当手握重权时，对权力的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对高校领导的权力制约与监督过小，恰恰被不少业内人士所诟病。
当谈到高校的外部监督问题时，《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指出，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及在地方的省属高校，主管部门都“鞭长莫及”，而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
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出台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详细规定了50项具体清单，其中财务公开方面包括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以及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7项需公开。
“即使有要求，(很多)学校实际上具体到非常关键的信息时，比如，财务信息等都不公开，或者只公布大数目而不是细目。”熊丙奇坦言，学校一定要做到信息公开，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法治周末记者随机抽取了10所“985”高校，通过其官网的“信息公开”板块查看其财务信息公开情况，发现除1所大学以外，其余9所高校的财务信息公开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
在这9所高校中，1所高校并未显示年度收入预算及决算表；两所高校没有显示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另有两所高校的现实数据停留在2014年；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有1所高校没有公开，有3所高校只公开了总额，并无各具体资产；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方面，有4所高校的数据都止于2015年及以前。
熊丙奇进一步直言，学校内部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委对于校长权力的行使应当起监督作用，但由于缺乏民主的管理，(当权者)反而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造成‘窝案’”。
长治医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庸晋，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副书记、校长侯再金被纪委点名“违反议事规则，个人决定学校重大事项”，王庸晋更曾干扰冲击学院党委会议，毫无顾忌。
翻看已通报的案例，“一把手带头变坏”的系列贪腐案也确实存在。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原书记严文清、副书记高楚元，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双双落马；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原院长郑孝雍、副院长吴旭勇、副总会计师刘洪元，更同时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
此外，法治周末记者还观察发现，从落马官员的年龄来看，体现出了对高校掌舵人贪腐问题的零容忍和无死角。
已被处分的39名校长书记落马时的年龄基本在50岁至65岁之间，既有像张培营这样刚过50岁的“60”后，也有5名即将退休的“59岁官员”，更有7名已退休3个月到3年不等的官员。
近年来，虽然国家注重打击高校贪腐问题，但在熊丙奇看来，要想根治高校贪腐问题，必须推进学校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具体而言，包括推进行政权力、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学校内部制约行政权力，校长实行公开民选，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大学行政由理事会负责，行政不得干预教育、学术事务，学生有权利参与到办学监督中等。（记者 王京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