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衣食住行
刘艳琴
如果真的要盘点一下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的沧桑巨变，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我，也许只能把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衣食住行的变化，略谈一二。
最痛苦的记忆，是行！
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村里出了个大学生。1982年我追随他的脚步，考到了县城的重点高中，但是，从家到县城这一百来里的大客车路程着实让我吃尽了苦头。车破，稀里哗啦地响，路破，坐车如乘船。还每天只有一趟车，因为人多，所有的东西都要爬上车顶绑在行李架上。车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站着睡觉绝对不会摔倒，一旦你抬起了脚就不会再有机会落下，所以，不管把你挤成多少度的倾斜，也只能顺其自然。空调自然是没有的，夏天挤得浑身湿透再正常不过了，车里的嘈杂和气味就更不用说。因拥挤吵架是常态，更有调皮捣蛋的会喊：“别挤啦，再挤我就成照片啦！”人们当然不会在乎谁成不成照片，因为只有挤上这趟车，才不耽误事。逢年过节，更是经常有人坐不上车，甚至有人提议，能不能让我坐行李架上。门口挤不动，车窗经常成为另外的车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的几年，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带着三四岁的儿子回老家的时候，儿子就是别人从窗户接进去再送出了的。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地点距家火车里程也就六百多公里，坐火车得一天一夜，中途还得换车。再加上汽车路程，回一趟家要换三次车坐两天一夜。如今，高速公路开通，距离缩短，出租拼车，五个小时到家，绿皮火车只留存在记忆里了。如今，我离家在几千里之外，坐船坐动车拼出租，一天一夜也就到家了，还全程舒舒服服的。想想那时候的回家之路，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再说吃。说实话，我是被“吃”刺激得想成为城里人的。
我四五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吃了生产队分的老母猪肉而引起了耳朵发炎。赤脚医生处理不了了，让我到镇上的医院去看。镇医院的医生说需要手术，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是手术，但听得出大概要动刀子，我怕疼，死活不手术，父亲拗不过我，只好不手术，开了点大黄药片的牛黄解毒片就出来了。因为是我抗拒手术才开的药，自己知道理亏，不喝水都能吞下去大药片子。父亲心疼我，领我到小饭店喝水，也到中午了，镇上离家十八里地，下午还要走回去，就在小饭店吃了顿饭。吃的什么主食不记得了，大约也是家里能吃到的东西，就记得那碗小白菜汤了。那是我从来没吃到过的美味。现在想想，也许就是人家油放的多点，再加上调料多点，反正那时候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回家就让母亲做小白菜汤，但是母亲做的不好吃。让我对饭店的菜刻骨铭心地惦记着。也想着将来到城里，天天喝小白菜汤。小孩子不懂，以为镇上就是城里了。
等到我到县城上高中，却在吃上遭受了从未有过的痛苦。家里到粮库卖了我的口粮换成粮票后给我带到学校，每天的口粮是定量的，一周能吃上一顿细粮（大米或者白面），其他时间都是玉米、高粱米及其加工品，菜基本是汤，能飘上点儿油珠儿就是好菜了。有时候几个土豆一勺面酱就是一顿饭，我们常常是刚吃完这顿就在盼那顿，打饭时盯着大婶们的勺子，而那勺子经常是端不稳的，所以，到了我们饭盒里总是少之又少，男生边走边吃，没等到教室，饭盒都顺便在水房涮出来了。我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后来母亲就夏天送发面饼、冬天炒玉米豆给我垫饥。发面饼夏天经常发霉，玉米豆冬天经常吸潮发艮，但也都进了我辘辘的饥肠，强大的胃酸把他们化成了我的生命。
八四年上了大学就好多了，大约经济情况也好转了一些，更主要的是到了大学我就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了，到期末吃不完，还能用饭票领粮食。粗粮票能跟老师换成细粮票，买了面粉带回家。我就曾经在一个寒假带了一袋面粉回家，换了两次车，我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带着一袋面粉辗转十几个小时，那动力都是“吃”带来的。因为农村还不能想吃面粉就能吃得上。过年就用得上我这袋面粉了。
如今，即使是老家，主食都是大米白面，玉米面也是当“细粮”吃了。连鸡鸭都是随时有玉米吃。
现在的学生，吃饭还得提倡“光盘行动”，我们那时候你想不光盘那也得有能剩下的饭菜啊！
吃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体型的变化，现在胖子真是满街走了。也直接带来了审美的颠覆，人们不再以胖为美了。同事说她姥姥九十多岁了，见到十几岁的小孩儿还是夸人家“你又胖了”，结果人家都不爱听。同事偷偷告诉姥姥说，现在夸人都要说你又瘦了，姥姥睁大了眼睛，半天不明白。同事只好说，现在都以瘦为美，说谁瘦了才是夸人家。姥姥似懂未懂地“哦”了一声。
改革开放四十年，到处都是吃出来的毛病，“三高”、肥胖、心脑血管病等，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治疗，其实，只要是饿上一年，保证啥毛病都没了。
再说穿。
我小的时候衣服都是老大穿小了老二接着穿。我是老大，常常穿新衣服，妹妹则大多时候是穿我换下的。我刚上学那年的过年，母亲给我做了件紫色底子黑色梅花的衣服，我穿着到处显摆。邻居就逗妹妹说，你妈偏心你姐，净给你姐做新衣服，都给你穿旧的。妹妹回家就跟母亲要新衣服。母亲不答应，妹妹就边哭边用指甲挠刚用书本纸糊好的土墙，把那一面墙挠得稀烂。母亲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父亲大年三十去供销社买了一块黄黑格子的布，给妹妹缝了一件便服褂子，妹妹才破涕为笑。
那时候，衣服经常是打补丁的，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冬天做了件新棉袄，先要用碎布把外面都缝上，等到过年了再拆下来，过年就有了件新新的旧棉袄了。衣服袖口、领子、胳膊肘都补过不止一遍，裤子自然是补膝盖。母亲要去生产队挣工分，我就自己补，我连袜子的脚背部分都补过。袜腰破了，总是走着走着袜子就缩到了鞋里，我便给袜子也钉了一个扣鼻子，再钉个扣子扣上。一直很多年我都为自己这个发明沾沾自喜。
上高中的时候涤纶衣服开始流行到我们那里。一件涤纶衣服是棉布衣服的三四倍价格，但因为颜色鲜艳而备受青睐。我的一件红色的涤纶上衣，穿了好几年还有不错的回头率。那是我穿过的第一件成衣，其他的衣服都是母亲用缝纫机踩出来的。我家是村里仅有的有缝纫机的人家，一到过年，我都得帮母亲替乡亲们做衣服。
曾经有一条湖绿色的裤子被我小姨看上了，她就想拿走，我就不给，因此得罪了大我八岁的小姨，至今我都没见过小姨夫长啥样。我工作了以后，总是给母亲买衣服，母亲大概不知道我心里的愧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买过一块黑白格子的布料，准备做一件外套，被我看中了，非得要，母亲就给我做了。那是我记忆中母亲唯一的一次给自己买布料，还被我抢去了。现在，母亲的衣服装了一柜子，每次我要回家都嘱咐，再别买衣服了，下辈子都穿不完了。
现在，谁家的衣服也是成堆的，都得提倡“断、舍、离”。定期清衣柜，要不真的装不下了。前些年还有老家的亲戚要旧衣服，现在人家也只穿新衣服了，旧衣服只能送到小区门口的回收箱，回收完了做什么用了，也从来没有关心过。
住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现在都在吆喝买不起房子，但毕竟是想买的，而且大多数人都买了，不管是贷款还是全款。而那时候农村土坯房、城市筒子楼是标配。一家三代挤在一起的比比皆是。我家也是两间土房，一铺小炕上睡我们一家七口人。被子没有那么多，都是母亲跟妹妹睡一床，我跟父亲睡一床，等后来弟弟妹妹多了，就是两个大孩子睡一床，小孩子还是跟父母一起睡。炕虽小，也睡得下。照明主要是煤油，后来是蜡烛，电不是总有，一般是过年的时候给送电，但电压低，灯泡都是红的，自然也是昏沉沉的光。连我上学的县重点中学的教室都是平房，都是昏沉沉的电灯，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散光的。
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梦想在大学里实现了前两项，用上了日光灯，住上了宿舍楼。工作后则都是住楼房了，办公室和家都是楼，但是电话只有单位才有，打个长途得等几个小时，大部分急事还是用电报。家庭电话则是1993年才安装上的座机，还要交高额的安装费。但毕竟已经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
现在，住平房的反而是极少数，买蜡烛只留在记忆里，连我这工薪层的家里也是空调、暖气一样不少，装修得跟大宾馆似的。周围的人，有几套甚至十几套房子的不在少数，吆喝房价太高买不起的，除了刚入职的年轻人，就是想改善住房条件的，真的没见过谁住在风雨飘摇的房子里，连我农村的老家都没有土房了，弟弟家的牛都住得比我当年住的房子好，都是砖瓦房。
我的一切所见所感，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村人变迁之路的缩影，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大潮中的一滴水所映出的光辉。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康，就是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现在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还真不好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