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民盟

——为纪念建国60周年而作

赵延铸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站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当时读小学六年级，从广播中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又从电影里看到这一宏大而动人的场景。国家终于结束了连年战争的混乱局面，一切如万木复苏，人们以极其喜悦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是多么期望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啊！

共和国之初，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联合政府。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在人民政府任职。当时我还年幼，不懂政治,但我知道民主党派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反蒋的，是爱国进步组织。张澜、沈钧儒、史良    都是我们十分崇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对民盟的认识是在初中语文课读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开始的，他的大无畏精神和人格力量感动着我。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反复读过闻一多先生的作品和论著。闻先生的著名诗篇《红烛》，发人深思，摧人奋进。“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竟成了我60年人生的轨迹。爱国与奉献成为我一生的追求，即使在逆境中也没有动摇。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五四”青年节我们同学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站在瞿秋白、张澜、任弼时三座国家级领导的大墓前默哀、宣誓。我仿佛溶入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解放战争洪流，先烈的血流进我的心灵。继承先烈的遗志，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1950年我有幸考上了省立实验中学。校长王大彤、副校长宁汉戈、教导主任齐崇文等是我最熟悉的领导。时值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王校长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政治报告，他的风采和魅力就连最淘气的学生也洗耳恭听。那时我们的校长和老师多数来自延安、解放区和四川大后方，他们经历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是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爱国进步人士，他们把对新中国的热爱寓于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之中。历史课教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和朝代变迁，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地理课教我们感悟祖国母亲和她的养育之恩，贯穿着爱国主义；我们班主任数学教师顾大义先生的启发式的教学，培养了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受益终生。

我所学专业知识真正得到发挥，是在1970年到章丘水利局工作之后。在农田水利建设和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级党的领导成员和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业务骨干，除了吃饭睡觉都是工作时间。修水库、打机井，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战场。十分严肃的县委书记马忠臣同志，大会点名批评是常有的事，没有人敢怠慢。作为技术干部白天上工地，晚上要写要算，要为领导准备会议材料，压力自然更大，但我们也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章丘出干部”的美誉，我想与历任县委书记的高标准、严要求不无关系。

1984年经中共章丘县委的举荐，我进入县政协领导班子。1985年出席全省区县政协主席会议，会上我见到了阔别30年的中学历史老师鲁在瑄先生，他时任山东省民盟驻会副主委,在会下我们交谈至深。我一直有参与社会活动的倾向，经鲁在瑄老师和济南市民盟李昌义副主委的介绍，很快加入济南市民盟组织。

1987—1997年我先后当选济南市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1993—2002年我被选为民盟济南市委副主委。在民盟组织的培养下，我根据自己所学，对当地城市发展、保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得到了章丘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一些提案和建议真正的进入了市委的决策程序，我非常高兴。

民盟以“光荣的传统、切实的知识、正直的作风”著称于中国社会。爱国和民主，是民盟的旗帜，也是民盟的信仰。切实的知识和正直的作风是实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必备的素质要求，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责任使民盟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把祖国建设好、发展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赵延铸 民盟济南市九届委员会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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