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英雄，是医生”
——记山东援鄂医疗队队员、青大附院盟员柳国强
认得柳国强的人，总会提到他的乐观。2月9日，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出发去武汉，这名麻醉科大夫在列。送行的人眼眶湿润，他的眼睛却还是和往常一样微微弯着，目光干净坦然，民盟青岛大学基层委员会主委徐岩不禁赞叹，“镇定自若，义无反顾”。
柳国强医生和战友们在武汉一线
后来到了武汉，到了同济光谷院区，进了重病区，成了插管“敢死队”中的一员，柳国强眼里依然亮着光，乐观好像是他的天赋，保护周遭的人，也保护自己。大家给他发微信问候，他总说自己吃得好喝得好防护也好，聊上一两件重病区最新的好消息，叮嘱对方不用担心，保护好自己——谁也看不出来，他在回微信前刚结束气管插管或者心肺复苏，离开呆了几小时的感染区，又花了近半小时、做了五六次手部消毒，才把满身大汗的身体从两三层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手套里“剥”出来。
他不在微信头像里戴口罩，只穿着青大附院的手术服，结实的手臂抱在胸前，斯文中带点“好汉正当年”的山东劲儿。照片上粗粗P着几个绿色的字：存亡续绝，云过天空，武汉无憾。
“万一有需要，我马上就能去”
年前，柳国强隐约有了“可能会去武汉”的念头。他开始陆续网购一次性防护用品，快递来的时候成箱搬回，像运送战略物资。春节时，柳国强照例回了潍坊老家，本打算初五回青岛，但初一发现疫情有些严峻，“单位微信群消息很多，形势每小时都在变化。”他和同在麻醉科的妻子商量了下，不打算继续留在老家，初二就带着老人孩子回了青岛，“万一有需要，我马上就能去。”
“去”哪儿？去单位，还是去武汉？柳国强心里有些难以分辨。对后者，他有预感也有期待，“从各方面看，我都是去一线的合适人选。”他1978年生人，是副主任医师，又正值壮年，生理、心理条件好，家庭负担小——最重要的是，作为麻醉科的技术骨干，气管插管是他平日里的看家本事，也是一线急缺的、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关键手段。
2月8日，柳国强等来了报名援鄂医疗队的机会。上午9点多，青大附院麻醉科在微信群里通知，医院要组建第三批援鄂医疗队。柳国强没想什么，也没跟家里人招呼，理所当然地跟科室主任小窗报了名。疫情危急，医疗队组建也惊人迅速，午夜时，医院的电话号码就在他在手机上亮起来，他瞬间明白期待成了现实，“终于被选上了。”
柳国强医生的爱人为他送行
医院通知他第二天早上七点集合。五点时，他叫醒母亲，意欲告别。母亲问他，这么早去哪儿啊？他说，去武汉。母亲愣了一下，点头说，好事。她一向乐观，柳国强不仅受到他影响，也因她少了许多后顾之忧。母亲起床给他做了早饭，柳国强笑着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吃了啥，“就是家常饭”。
民盟青岛大学基层委员会盟员苏兆伟，感动于柳国强医生的行动，为他疾笔作画，一气呵成
妻子则有些担忧。身为同行，她更了解麻醉科面临的风险。送行路上，两人没多少时间独处，她忍住不舍，给了他一个很紧的拥抱。媒体镜头下，两人笑着，他一手拉旅行箱，一手在爱人肩头竖起拇指——这照片传到基层微信群，青大教授苏兆伟给他画了幅速写，在盟员们的朋友圈传开，他小“红”了一把。隔着玻璃跟爱人说再见时，他想到一大一小两个儿子，不由得提前跟对方道了声辛苦。路上他才知道，通知发出一个小时内，麻醉科有30多人报名，其中也有他爱人。“但因为选了我去，就让她留在了青岛。”
医疗队是包机去的。在青岛，副市长栾新来给他们送行，旅途中公安、交警一路敬礼，让柳国强又惊讶又自豪。但最让他心绪难平的，还是9号晚上他们到达武汉，打开青大附院准备的生活用品的瞬间——医疗队想到的，没想到的，院领导和同事在一夜之间，都整整齐齐筹备了出来。这是最结实的后盾，也是对他们平安归来的无声期待。柳国强此行第一次掉泪，“他们一夜没睡，想我们在外面能有最好的防护。”
进入“敢死队”，踏上“没有硝烟的战场”
青大附院援鄂医疗队到达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作为改造院区，开始接收病患。该院区共有16个重症病区和1个ICU，分别由17个医疗队整建制托管，共计2000多名医护人员；共有828张床位，刚开始时，重症率曾占98%。
柳国强从医19年，见过不少风浪，也有目睹病人在手术台上离去的经历，但看到眼前的新冠肺炎患者，依然觉得形势比想象中严峻：病人数量、严重程度、缺氧情况，都超过他的预想，而武汉同仁几乎心力交瘁，“每个人前期都尽了最大努力，医院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濒临掏空”。所幸的是，伴随各地医疗队驰援而至，呼吸机等医疗设施陆续装好，光谷院区的“子弹”渐渐充足起来。在全院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上，专家们一致决定建立一支“气管插管小队”，提前预判患者病程发展，在恶化倾向刚出现时就提前插管，将关口前移。
2月14日，这支由18名医生、2名护士组成的“插管小队”组建完毕，由于患者数量较大，每个班次轮值12小时，备班24小时待命。这工作不仅辛苦，更是治疗过程中最危险的环节——在操作过程中，麻醉科医生要站在患者头部，正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呼吸道，一旦病人在插管过程中呛咳，体内的飞沫和气溶胶就会一涌而出，医生暴露风险极高，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敢死队”。
但柳国强不习惯铺天盖地的赞誉，也不觉得自己有“向死而生”的悲壮。“我们身处其中，看待这件事的角度跟别人有些区别。这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对我们责任意识、专业技术的挑战，和医生面对疫情渴望亲自上阵是一样的本能。救助病人、做好防护，都是挑战的一部分，我们都会重视。”比起“感动”，他更需要大家的“放心”，“我们不是英雄，是医生，希望大家相信我们的专业素养。”
但柳国强也承认，自己“确实有点英雄情结”。他从小怀着军人梦，向往有天能以勇气超越平凡。动身前，他发微博说，“人生一定要有一次迎战大难的经历。今天，我将启程，就算是成就梦想、挑战自我，不留遗憾。”“插管分队”组建当晚，他又发了一条微博：“来到这里，我不是为了荣誉，我不是会为了名利冒险的人。我的目的说得高尚，是职责所在，使命担当；说得平实，是要与战友杀敌，冲锋陷阵——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比枪弹更可怕的是暗处的病毒，在侵蚀无辜民众的生命。”
柳国强并没有恐惧感，“了解真相，对自己的保护措施有信心，就不会害怕。”但初来乍到，面对诸多不熟悉的环节，他还是有些茫然。比如，他平日工作至多只会穿一件隔离衣，如今却要采取最高级别的三级防护：穿两层隔离衣加一层防护服，戴三层手套，穿三层鞋套，头上戴护目镜、防护屏、防护罩，穿、脱这身行头，分别要耗时二十分钟。柳国强不想等迷茫感“自行消失”，他“踏遍”各医疗队病区，汇总各类资料、视频和规范，总结出一套安全度高的穿、脱流程；每次穿防护服之前，都花五六分钟把眼镜和护目镜涂擦做好防雾处理，让操作能视野清晰、得心应手，有次连续戴了四个多小时的护目镜，镜片都没有起雾。把这些经验普及给“战友”的同时，柳国强也对新“战场”有了更足的底气。
柳国强医生（右）同战友们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光谷分院重症病房为病人做气管插管
2月15日，柳国强首次在武汉值守夜班，迎来了作为“插管小队”队员的任务。他和瑞金医院的麻醉医生合作，在ICU给一位新冠肺炎危重病人做了气管插管。这项操作，概括起来是“时间短、任务重、难度大”，但面对起来才知道其艰难。一方面，给病人使用麻醉药后，病人自主呼吸停掉，由于新冠病人肺部氧气交换功能差、身体氧储备少，加上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的危险性，留给医生的操作时间只有90秒。柳国强的同事曾指出，这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只有满分，90分都是不及格”。另一方面，穿上厚重的防护装备，动一动就浑身是汗，平日信手拈来的气管插管操作变得极为不便；有时候，病人还会面临心率下降的情况，不及时处理就会心跳骤停，时常要边治疗、边急救。但在默契配合、谨慎操作下，柳国强和队友胜利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凌晨，他兴奋地在微博写下：“第一例气管插管，最危险的前线，顺利！”
冷静之外：有眼泪也有喜悦
至今，柳国强和他的队友至今已经完成45例气管插管，最忙的一个班次，他进行了5例操作。共同面对一次次挑战，让他和队友变得熟稔而亲密，当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插管小队”获得国家卫健委、人社部、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授予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时，微信群里一片欢欣。面对道贺，柳国强的语气里满是自豪，“不光是全国表彰，还是先进集体表彰，是我们团队的并肩作战被认可，确实比个人拿奖高兴得多。”
柳国强有“技术宅”的一面。问起平日在微信群都聊什么，他想了想，回答说：“技术交流。”他会发微博感慨：“这种与多学科同事、老师、其他医院同行紧密协作、互相交流的机会，职业生涯也不会有几次，这可能是我人生中一个拐点。”为了学点重症超声技术，他有时会在下夜班后主动再穿上防护服、进入感染区，“正好顺便做了个气管插管”。他也曾跟护理一起给患者做俯卧位通气，防护服汗湿一片，“护理的姐妹平时太辛苦了”。
柳国强医生在清洁区写病历处理医嘱
柳国强的冷静并不是一天练成的，而是19年来无数次进出手术室、面对生死的结果。“你们可能会觉得医生很少情绪化，冷静得有些冷血。但人类面对疾病，比如说新冠肺炎，所知道的其实很少，作为医生，我们一定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只有尽量避免情绪化，才能保持正确的判断，去救助下一个病人。”柳国强笑言自己比起护理人员，与病患的交流少得多，却设身处地，把病人的处境理解了一个透彻：“与外界完全隔离，又天天面对我们这些穿着防护服来来去去的人，思想、情绪肯定有很大波动。”虽然医院有专门的心理医师，但柳国强还是会在查房时注意病人的心理变化，及时说上几句“知心话”，帮病人调适心情。他也默默地记录下病人的情况，17床、18床、63y，61y……他微博的内容随着病人的变化，呈现出悲喜的曲线。
柳国强医生在查房
在这里，生死关口来临的次数比平时多了许多。“插管小队”的90后大夫眼睁睁看着病人在抢救时离世，在镜头中攥紧拳头，难以言语。尽管柳国强走过更长的路，有时也避免情绪上的冲击，“哭过几场，没有意义，但总要宣泄”。他听到一个广西护士在离开感染区后心跳骤停，想到这个年轻护士的家人，又想到自己的家人，不免和同事一起落泪；一向淡定的大儿子带着弟弟，在视频里用多米诺骨牌摆出“爱中国”的字样，小儿子也学着比划剪刀手，也让他鼻腔酸涩，“爸爸不是英雄，但希望你们能像老爸一样，在成长的道路上笑对危险和困难”。但他最心痛的还是亲人的离去。他和二舅关系很好，来武汉后，二舅还在微信上鼓励他，说为他骄傲，等他平安回家。但还没等到那天，二舅就因为心源性疾病突然走了。那是柳国强在武汉最痛苦的一晚，他在微博上写：“外甥重任在身，恕不能相送。昨夜给你留一盏灯，让你去天堂的路别太黑……”
所幸人世总也有喜悦。时间、汗水和坚持，前方和后方的共同努力，渐渐让柳国强和队友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2月22日开始，陆续有几对夫妻共同出院，也很少再有新的重症；3月1日，柳国强参与救治的首例危重型新冠肺炎气管插管患者成功拔管，虽然暂时无法说话，但对着柳国强竖起的拇指，却让他感动不已。
目前，这个一度安静冷清的城市，渐渐也迎来了春天的消息，桃花开了，马路上也渐渐有了烟火气。“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现在的武汉整体形势趋好，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在减少，曙光已经看到，大家要有信心。”柳国强和同事们并未谈过疫情何时结束，对他们来说，疫情持续一天，他们就会继续战斗一天。但他也设想过疫情结束后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吃一碗热干面？去一次黄鹤楼？”
“也想去，但最想做的是回家呆几天，吃一碗下车面，和我妈、我爱人、我儿子在一起，好好陪陪他们，”柳国强说：“我不累，但这段时间，让他们担心了。”
（供稿：民盟青岛市委 张东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