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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国际投资理论前沿 促进我国对外开放事业

 

——记国际投资理论家杨德新教授

 

 

民盟山东财政学院支部 吴景斌

 

 

 

 

“我认为,杨德新对我们对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活动的认识作出了有效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贡献。他显示出具有敏锐的才智、批判性的头脑、承担高质量研究的天赋以及用创新性和以理服人方式构建并展示其理论的能力。

——约翰·邓宁

  

世界国际投资理论泰斗约翰·邓宁教授的这番话,是他在阅读了本文专访对象杨德新教授的英文理论专著《China’s Offshore Investments: A Networking Explanation》之后说出的。针对国际投资新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实践,教授在该书中建立了新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于在本质上否定了自己倡导的国际投资折衷理论的理论著述,邓宁教授能作出这样的赞誉,固然是学术道德高尚,却也反映了杨德新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达到了令国际学术大师信服的高度。该著作并荣获2009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杨德新1960年出生于湖北沔阳,获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维多利亚大学商学博士学位,现任山东财政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盟山东财政学院支部主委,国际企业学会会员,以及Pacific Economic Review等学术杂志的审稿人。

杨德新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基础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治学严谨,思维敏锐,在经济学和商学两大领域都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出版过中文专著和英文专著,发表过有影响的中英文论文,出版过优秀的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MBA教材,并主持过重要的研究课题。

紧密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什么理论作指导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累计投资额迄今已超过千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壮大,不仅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巨大潜力的展示,更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年代,在大量外资涌入的条件下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在我国重要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的条件下赶超世界强国的需要。

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杨德新教授一直给予了高度关注。鉴于他对世界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状况的深入认识,一个问题就时常萦绕在他脑海中:以什么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对外投资实践?进行经济活动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指导。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年代,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意义重大而任务艰巨,更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指导。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国家就不能制订和实施有效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来全盘规划、引导、管理和保障各类企业的对外投资;企业也不能充分认识对外投资的利益和规律,不能对投资项目进行科学的决策和运作,其结果必然是使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效果打折扣,使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和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受到影响,从而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杨德新教授认为,由于我国发展对外投资历史很短,对外投资的基础理论研究尚处于空白,而国内有关中国对外投资的论述,动辄套用西方现行国际投资理论,这存在很大的隐患。这是由于这些理论的主体形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基于对二战后美英对外投资格局的观察。当时,这些国家经济超强,企业超强,对外投资表现为“高处”往“低处”走,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些理论的假设与观点。因此,现行国际投资理论有两大根本特征,一是强调优势,特别是投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二是割裂投资的供给面与需求面,聚焦投资的供给面,忽略投资的需求面。这些理论本身就与当今国际投资格局的演变脱节,尤其不能说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发达国家的交叉投资,而这两类投资占据了当今全球国际投资的绝大部分。

现行国际投资理论尤其不符合中国对外投资实践。根据现行理论,对外投资是企业内部化其优势资源,以避免外部交易成本或强化企业市场力的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应在本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特别是引进外资经过了足够时间以后才能逐渐起步,并以周边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投资地点。只有当企业通过海外经营积累了足够的国际经营经验和企业特定优势后,才能远走高飞,对远距离的发达国家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这些论断与中国对外投资格局大相径庭:中国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同时起步,发展迅猛,快速壮大。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是主要的东道国,至2001年,他们吸纳了中国对外投资的30%以上,在早一些时期,他们吸纳的比例更大。显然,现行国际投资理论不能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基础理论。

不懈探索:追寻中国对外投资的基础理论

为了寻求中国对外投资的基础理论,促进我国对外开放事业,杨德新教授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他运用自己经济学和商学双重知识背景的优势,对国际投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首创将产业关系网络纳入经济学研究规范,在突破现有经济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直接投资网络经济理论,将供给面投资与需求面投资置于同一框架之内,有效揭示出国际投资的一般决定机制。

杨德新教授在其国际投资网络经济理论框架内,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机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其研究结论认为,对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在组织活动方式选择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企业的制度环境变化紧密相关,其核心是充分获取网络效益。因此,中国对外投资的萌芽和发展,与中国的改革进程紧密相连。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引入,企业在组织经济活动中选择不同的方式(即价格和等级)和通过不同的制度(即市场、网络、企业)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这样,企业就能越来越自由地决定其资源的市场配置与管理配置的边界线,也就能在更大程度上用行政配置来部分或者完全取代市场配置。大致讲来,部分取代所使用的是网络,完全取代使用的是等级。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的进程是逐渐加长“市场轨道”而逐渐缩短“非市场轨道”。在体制转轨中,双轨道存在于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在特定时间不同方面还互不一样。这就意味着通过建立网络活动,企业可以充分套获双轨之利。通过对外投资,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普通的对外投资网络效益,而且能获得双轨“套利”利益。中国改革进程,也因此决定了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曲线的形态。同时,资源的异质性,决定了某些资源的相对价值十分高。中国的特定资源结构,大大降低了其他一些资源的相对价值。因此,获得这些战略资源的企业,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力和竞争能力。对外投资网络,不仅可以使企业有效获得有形资源,而且能有效获得以信息等形式存在的无形资源,因为这类资源的传递,更多的是沿网络进行。同样,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地域分布,也反映了中国企业构建国际网络中的成本与利益对比。

杨德新教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律的整体阐释,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对指导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世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迅猛发展和中国跨国公司数目与规模的壮大是一种必然趋势。包括贸易、投资、金融和服务市场在内的全球化,是中国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加快,从根本上打破了国民经济疆界,模糊了企业的边界,企业的经营与竞争都表现为直接或间接的国际竞争。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后各项条款的实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更大的程度上融为了一体,因而企业的发展壮大必须以全球为舞台,以创新方式组织经营活动。

另一方面,中国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升级对先进技术与管理的急切需求,是加快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另一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人均资源基础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20%50%,且大多数资源质量低下,其分布又与经济布局严重错位。尤其严重的是,在45种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中,一半以上严重短缺。同时,我国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获取和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成为中国发展对外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这种背景下,杨德新教授的国际投资理论对于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该理论充分反映了中国企业经济组织极大依赖于网络的特征,克服了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存在水土不服的缺陷;第二,为包括资源型投资、技术型投资、市场型投资,以及其他类型投资在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基础;第三,为国家制订综合国际投资政策和法规提供了一致的理论依据,从而避免政策制订与管理中存在的顾此失彼的问题;第四,与现行国际投资理论一般无法计量化相比,该理论明确显示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成本结构,能直接作为计量经济学分析和投资项目决策的基础。

勇于攀登:开拓国际投资理论前沿

杨德新教授的国际投资理论研究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对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价值。

首先,突破了通行的市场与企业两分法,在经济组织研究中考察空间分布。现行理论的一般观点是经济活动有两种组织方式,要么在企业内进行,要么在市场上进行。而事实上,市场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由处于不同地方的不同产品市场和不同要素市场所构成。同时,一项经济活动可以在不同地方展开,包括在国内展开或在国外展开。此外,企业也不会注定就是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地点的单一工厂企业。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体和结果,体现的就是这些特点。就经济组织而言,跨国公司不仅涉及在企业内部对资源进行管理配置和企业之间对资源进行市场配置这两种配置的分界问题,而且涉及企业与市场分界的地理设定以及企业等级组织的形式问题。经济组织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为什么不在国内扩展其管理边界而在国际范围内扩展其管理边界?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企业进行国际管理边界扩展,而另一些企业却不这样做。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相应的国际投资理论也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杨德新教授确认了网络作为与市场和企业并列的经济组织制度的地位,弥补了主流经济学中缺少将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企业组织制度进行结合研究的缺陷。这种理论,适应于对国内外经济活动组织的考察,也就顺理成章的回答了诸如内部化理论等国际投资理论不能回答的问题。

其次,重现劳动分工的价值。劳动分工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取代了国际贸易在国际分工中的支配地位。然而自瓦尔拉斯和马歇尔起,劳动分工就被忽视了。相应的,劳动分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在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没予以考虑。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进行边际分析的同时,难以同时纳入分工选择分析。

杨德新教授创造性地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国际投资研究,在分析构架中囊括了包括从封闭经济中的自给自足到开放经济中的跨国界企业的各种经济组织方式,揭示了包括国际投资在内的各种经济组织的历史演变。突破了国际投资领域缺乏一般均衡研究而已有研究以局部均衡分析和描述性论述为主的局限,突破了将国际投资与国内经济活动以及其他国际经济活动的分析割裂开来的局面。

杨德新的经济理论贡献对于突破国际投资研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年代的窘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例如,杨德新教授的成果不仅廓清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戴尔关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替代的观点与现实不符的问题,解决了小岛清理论不能解释日本对发达国家投资一类的问题,也突破了卡森的内部化理论不能解释国内内部化与国际内部化之间的关系和网络理论缺乏经济学规范的局限。

杨德新教授的国际投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地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特别是研究手段的突破带来了研究成果的创新,因而研究结论的新颖性与严密性不仅对丰富国际投资作出了突破性贡献,而且对其他国际经济活动组织的研究和一般经济组织理论都有相应的贡献。因此,有学者指出,“这种方法是对国际投资和我们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特征加以认识上的一个主要进步。”

尽管取得了以上成就,杨德新教授依然谦虚地希望自己今后更加努力,推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尽一份心力,以尽到一个归国学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应尽的责任。

                                 (本文摘自 《科技日报》,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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