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亩麦田的守望者——记余松烈院士
□ 民盟省委宣传部
远村秋色如画，又到了冬小麦将播种的季节。滕州市级索村的退休老支书王其金，情绪低落地站在田间旁望着远处。他不是担心来年收成，而是在悲伤老朋友余松烈的离去。二十年前，余松烈曾在这里向他和村民传授栽培技术，使他们喜获丰收。
民盟山东省委原副主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今年4月在泰安逝世，享年95岁。作为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的奠基人，他研究创立的“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多次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惠及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山西等地累计3亿多亩麦田，实现小麦增产260多亿斤。他将毕生精力和心血献给麦田，直到病倒在医院。
战乱中选择学农，逆境中探索出小麦高产理论
余松烈，浙江省宁波慈溪人，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正准备上高三的余松烈和亲人们为躲避战乱，在南京、浙江辗转，战乱中选择了学农，1942年毕业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艺系，1949年9月到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工作，自此踏上小麦科研之路。余松烈在农学系任教，他借助山东小麦主产区的优势，开始了对小麦高产理论的研究探索。
1956年5月3日，余松烈参加山东省第一届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并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1959年，他培育出小麦新品种“山农1号”、“山农3号”，还研究出小麦深耘断根增产等技术。
1974年3月，余松烈带领部分学生到滕县龙阳公社进行生产实习。6月底，生产实习结束，学生返回了学校，而余松烈却主动要求留在滕县农村继续劳动锻炼。
1974年秋播，余松烈来到史村，指导农民在小麦栽培管理上实行“六改”，即：改换主栽品种“鲁滕一号”为“泰山四号”、改播种量较大为适当压缩播种量、改适时晚播为适时早播、改耧播为机播、改行距16.5厘米为行距19.8厘米，并且不种畦埂麦、改重施返青肥为重施起身拔节肥。1975年夏收，史村820亩小麦，平均亩产457.5公斤。
1975年夏收之后，余松烈总结史村“六改”试验结果，大力扩大小麦高产田试验范围，推广史村的增产经验。1974年至1978年，余松烈在滕县五年，他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办“五七”农大，围绕适合小麦生长发育的外部环境条件、麦苗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分析制约当地小麦高产的原因，依靠群众，有计划、有组织地全面安排小麦精播高产试验，验证并不断完善小麦精播高产的理论，在全面总结各个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余松烈在滕县创新的“冬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分析”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余松烈先进工作者称号。
后来，余松烈带领同事和研究生对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和技术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大面积的开发试验。到90年代末，经过近50年的试验探索，余松烈提出了小麦高产栽培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
“我没有高学历，没有出国留过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我所搞的小麦研究算不上是门高精尖的学科，自己也没有高深的理论水平。”余松烈曾说，“我的成长，是向实践学习，向农民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老老实实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干的结果。”
获誉无数，却最钟爱农民颁的奖
在与麦田打交道的67年时间里，这位被誉为现代小麦栽培学的奠基人获得了无数荣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些对于一般学者来说可能穷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荣誉，可在余松烈看来，都不如滕州农民赠与他的金质勋章。
原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滕州史村一度是科学种田的先进典型。1966年，全村8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372.5公斤，而那时全国小麦的亩产也不过一百公斤左右。但是1966年之后，直到1974年，史村的小麦产量却徘徊不前，人们亟需科研人员解决小麦更高产量的栽培技术。
1974年，旨在研究出高产小麦的余松烈在送走实习学生后，独自背着行李来到滕州。那时候，白天余松烈和村民们到田间地头做调查，晚上点上煤油灯和大家分析原因。不久，他就提出“六改”的栽培方法。
“这一下不得了！1975年，史村全村820亩小麦平均单产457.5公斤，并出现500公斤地块209亩。”1975年夏收之后，余松烈总结史村“六改”试验成果，提出在全县推广史村的增产经验。
当年秋天，滕州县委、县政府接受余松烈的建议，创办了“五七”农大。而在这批农大学员里，后来走出了分管农业副县长、枣庄市农机站长等多位农口的领导。
滕州市原副市长刘希运是当年“五七”农大的学生，参加过余松烈的小麦精播点播试验，后来又到山东农学院工作，与余松烈朝夕相处12年，对余松烈的感情很深。
“余老师是一个工作狂人。1977年秋播，他打电话说星期一来，本来我想找车到车站去接。结果他提前一天来了，下了火车，就徒步向黄庄村赶。他说秋播是个关键时期，学校的事处理完了，就提前来了。那时余老师57岁了，自己背了个包，自己步行跑了几十里路。大家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余老从来没有专家架子，到哪都是和农民打成一片。“那时候余老师自称是农民。在黄庄村，余老师与村民同吃同住，住在一个姓黄的村民家里。村民们喜欢做地瓜稀饭，做好之后热气腾腾，香味四溢，余老师也比较喜欢地瓜稀饭，房东黄大嫂时常主动盛上一碗给余老师送去。余老师就买些馒头、烧饼等送给农民。他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关系十分密切。”
1996年6月26日，喜获丰收的滕州市120万农民派两位农民代表王其金、韩敬田专程到山东农业大学，把一枚刻有“科技兴农，功勋卓著”的金质“丰收”勋章赠予余松烈。“余老把这枚勋章看的比他获得的所有奖项都重要。”余松烈带出的第一位博士生、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振林告诉记者，余老把这枚勋章评价为其一生中获得的无上荣誉，“金质勋章表达了农民兄弟对农业专家的敬仰之情，也是农民对农业科学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一种无价的精神回报。”
90岁高龄仍下田，病床上最牵挂小麦高产
与麦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余松烈，哪怕是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心中最惦记的依旧是那片麦田。“他一直很关注小麦的生长情况，他年龄大了走不动以后，就让我替他到麦田去观察，然后回来向他汇报”。余松烈的学生、小麦专家董庆裕教授回忆说。
2010年6月1日，已经90岁高龄的余松烈照例来到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马庄小麦宽幅播种高产攻关田。“每年的6月初，赶到鲁中地区小麦即将成熟的时候，他总要实地考察一番。”董庆裕说，在亩产接连突破500公斤、600公斤、700公斤后，余老就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小麦亩产要突破800公斤上。
那一天，余松烈特别高兴，似乎忘记了炎热和劳累。看到丰收在望的小麦高产攻关田，他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跟董庆裕说：“小麦宽幅播种是在改良精播技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要适时早播。”当时他还嘱咐身边的科技人员说：“今年秋播，还是希望适时早一点，7日、8日播种为宜，争取达到亩产800公斤的目标。”
人们劝他早点儿回家休息，他执意不肯。董庆裕说，那次余松烈回去之后就累病了，一躺就是十几天。
然而，这一趟现场考察，余松烈没有白来。他的技术指导，大家都一一记在心里，落实到了行动上。是年秋播，高产攻关田有了很大改进，那都是完全按照他的叮嘱下种的。
2011年6月1日，余松烈再次来到岱岳区马庄大寺村的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攻关田，听取测产情况汇报，实地查看小麦后期长势情况。当听说测产的理论产量达到820公斤时，余松烈高兴地说：“今年小麦长势好，如果近期没有大风大雨，不倒伏，有希望创造新的高产纪录。”
然而老天却给他开了个玩笑。这年的20亩高产攻关田，在收获后期受到干热风等因素影响，实际产量未能突破800公斤，给满怀希望的余松烈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2012年春天，余松烈身体明显虚弱了。董庆裕说，那时他已经有预感，也许，自己看不到小麦亩产800公斤目标实现的那一天了。“那年3月30日，余老还拿起过去通常记录小麦数据的笔，颤颤巍巍地给他的学生们写信，还把他们叫到面前，嘱咐他们继续搞好亩产800公斤高产田创建工作。”
2014年春天，余松烈住在疗养院，饮食靠鼻饲，行动靠轮椅，神智有时不清。但他一旦清醒，就吵着让助手安排下地看麦子，兴奋地睡不好觉。为此，余老的女儿还常常嘱咐去探望他的学生及朋友们，尽量少提小麦。
或许是老天也不再忍心看到这位老人的梦想一次次落空。2014年6月，小麦收获的季节，农业部组织的7位专家来到了烟台招远市辛庄镇马连沟村，在农业部小麦高产创建万亩示范区十亩攻关田里，对由余松烈担任技术顾问的攻关试验田进行实打验收。经过紧张的收割、脱粒、晒干等严格程序，实验结果出来了：3.14亩验收田平均亩产达817公斤！这块高产麦田，虽然不是余松烈亲自指导管理的，但是采用的栽培管理技术，正是余松烈晚年创新的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此时，已经93岁高龄的余老先生在病床上听到这个好消息时，高兴地频频点头。
带出两位院士，是山农大农学的奠基人
除了潜心研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在余松烈67年的教师生涯中，让他引以为豪的是亲手培养出了两名院士和数十位博士，中国科学院李振声院士、中国工程院于振文院士都曾师从余松烈。
在山东农业大学校史馆，一张该校师生两代院士的图片给人印象深刻，它留住了那个令人动容的瞬间：2007年12月29日，在山东农大教授于振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当天，63岁的他手捧鲜花走进了余松烈的家中，向培养和教育自己的恩师表达感激之情。
“我的成绩离不开余老师的教育指导。”提起老师，于振文满怀敬重，“我不仅从余先生那里学到了基础理论，更重要的是他严谨治学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对我影响特别大。”
余松烈重视“实践第一”，“实践先于理论”，特别重视对农村科技人员的教育和培养。自1980年以来，在省内外示范推广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过程中，他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田间课堂”遍地生花。在教学、科研实践当中，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学专业人才，现已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已经成长为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的骨干力量。
余松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我第一次见余老师，是他和我们学生一起排队打饭，后来上他的专业课《作物栽培学》，余老师带着家乡口音，但思维活跃，板书清晰。”甘薯专家史春余说。余松烈为了完善和发展作物栽培学学科理论，笔耕不辍，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教材、讲义、专著和论文。“2003年，余先生已经83岁，他爱人也刚去世不久，他提出要写书，总结小麦栽培生理研究室的研究过程和成果，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47万字的《现代小麦栽培科学及其发展展望》。”田奇卓教授介绍，“余老师弥留之际，还向身边的女儿要教材，说要给学员讲课。
余松烈对学生学习、研究生科研严格要求，但他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却细致入微，其严师慈父的品性，让学生们难以忘怀。余松烈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振林对老师关心爱护学生的事记忆犹新：“我们上学时期经济不宽裕，隔上一段时间，余先生就要把学生叫到一起，请我们吃饭。饭桌上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每次吃饭，余先生都是包饭包酒。他特别理解青年人，总是提前离场，留下更多时间让我们同学单独交流。”
有一次，余松烈要请两位南方同学吃饭，因为那时没有电话，余松烈还特意跑到王振林宿舍，把他也拉过去。余松烈的女儿余亚勉专门为南方的两位同学买了琵琶虾，师生们一起做菜，一起吃饭，就像一个大家庭，极其温馨。饭后从余先生家里出来，两名学生说，事业做不好，无法报答余先生对我们的期望。
我国第一位花生栽培研究方向的博士李向东也是余松烈的门生。“余先生知道我以前做过一些花生栽培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我做博士论文前，余先生对我说，我建议你研究花生生长的衰老机理，我点点头。”余先生这几句话，坚定了此后从事这一方向的信心。内行人知道，花生属于无限生长型的作物，正常情况下不存在衰老的问题。四季分明情况下，到了秋末，它才衰老。而研究花生的衰老机理，是个全新的课题。正是在这个研究方向上，李向东大胆创新，实现了新突破，研究成果一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还有一件事，李向东记忆犹新。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写成了，不巧余松烈生病，住进了医院。李向东带着论文初稿去医院看望余先生，说起论文的事情。李向东说：“老师，您安心治疗。我找其他老师修改就行。”余先生说：“你放这里，我身体好转了，就给你修改。”第三天，余松烈捎信来，让李向东去医院拿论文。李向东打开一看，论文初稿上，密密麻麻，修改了许多地方。这让李向东十分感动。
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徐剑波表示，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余松烈始终坚持和大力倡导“科学研究要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既要理论研究的创新，站在学科前沿，又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学术理念，贯彻落实“扎根基层，密切联系农民，重视实践，解决生产问题”的优良作风。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山东农业大学办学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