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先驱童第周
童第周先生（1902—1979），字慰孙，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试验胚胎学的创始人，是试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及海洋生物学等领域卓有建树的生物学家，被誉为“克隆先驱”。
一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鄞县塘溪镇童村一个农民家庭。1908年至1916年就读于本村私塾，1916年至1918年执教于本村私塾，1918年至1920年就读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1920年至1922年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1923年至1927年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习，1930年至1934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院学习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心理生理研究所、耶鲁大学动物系、伍茨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历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系主任，中科院试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后任中科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动物所所长，中科院海洋所所长，中科院编辑委员会主任。197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青岛支部第一届委员会主委，民盟青岛市第二届委员会主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
二
童第周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他从小就跟随父亲读私塾，边学习边劳动。父亲常常教育他好好学习，还写了“水滴石穿”四个字勉励他，希望他将来有出息。童第周的一生都努力践行着这种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在私塾里，童第周只学了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这远远不能满足童第周对知识的渴求。他渴望走进学校读书学习，但家境不好，没钱供他上学。直到17岁那年，在哥哥的帮助下，他才进了宁波师范预科班。他刻苦学习，并为自己立下了远大的目标，他要考入当时宁波第一流的学校——效实中学。效实中学对英语、数理要求很高，而这些都是他的薄弱环节，而且他从未学过英语。因此，他更加勤奋用功，常常学习到深夜。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童第周考入了效实学校。凭着他顽强的学习，最终取得了优异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从此，他开始了追求科学，献身事业的漫漫求学之路……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渡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比京大学留学。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当时，童第周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研究胚胎学，经常要做胚胎实验，实验材料是两栖类和鱼类等的卵或早期胚胎，卵很小，在卵上做发丝结扎、切割或移植等手术，当时，全是徒手操作，有的卵上还有胶膜，或较硬的卵壳，做实验手术，要避免伤及卵质或胚胎其他部分的细胞，手术难度很大。许多人都失败了，他们一剥开卵膜，就把卵也给撕破了，而童第周做实验既仔细，又耐心，只有童第周一人成功了。
布朗歇尔教授知道后，特地安排了一次观察实验，把学生们都找来看。实验开始了，童第周走到显微镜前，熟练地操作着。人们看到，他像钟表工人那样细心，像绣花姑娘那样灵巧，像高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丝不苟。在显微镜下，他先用一根钢针在卵上刺了一个小洞，于是胀得圆滚滚的青蛙卵马上就松弛下来，变成扁圆形的，再用钢镊往两边轻轻一挑，青蛙卵的卵膜就从卵上顺利地脱落下来了，他干得又精确又利落。
童第周剥除青蛙卵膜手术的成功，在欧洲的生物界产生了很大的轰动。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和勤奋不懈，四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而那位洋人学生却一篇论文也没有，更谈不上获得博士学位了。
三
1934年，童第周以优异的成绩获比尔大学博士学位并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他谢绝了专家和同学们的挽留，毅然放弃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怀着拳拳的报国之心，随即回国，到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任教，开始了漫长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走上了科学报国、科学兴国之道路。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童第周教授随山东大学一起流亡到安庆、武汉、万县等地。1938年山东大学被迫解散。童第周教授辗转来到四川宜宾一个小山镇教书。在紧张的教学中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胚胎科学研究工作。要研究胚胎学，光靠想不行，必要的实验是少不了的。可是，这里没有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连一架显微镜也没有，无法继续开展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他带来了希望：在小镇的旧货摊上他们看到了一架旧显微镜，但要价65000元，实在是太过昂贵。当时他们夫妻俩掏尽了所有的钱还凑不足一半，又向别人借了一些还不够，最后只好把衣服拿去典当，好不容易才买回这架旧显微镜。有了显微镜，就可以做实验了，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用显微镜时必须要有灯光照明，抗战期间，由于燃料缺乏，经常停电，日本飞机又常常来轰炸，电力不足，显微镜没有光源，还是不能正常进行操作。他只好把显微镜搬到室外或安放在窗台上，借助日光照明，或是用干电池做电源照明，冬天他利用雪地微弱的反光来做实验，每当这时，他忘记了寒冷，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夏天烈日当头，他汗流浃背，即使汗水滴在视镜上模糊了视线，或是风把一粒小沙子吹进了载物器，甚至占据了整个视野……他仍然坚持攻关。每一个试验数据他往往要重复五六次。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显微镜下，在这低矮的小土屋里，童第周教授做着科学实验，探索着生命的奥秘并撰写了一篇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震惊了国内外生物界。
童第周教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以民族兴亡为己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虽身处异国，却心系祖国，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抱病写了《告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组织成立中国留比学生总会，声援抗日并带领留学生到日本驻比大使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此举受到比利时警方的威胁，险些被判刑。1933年，童第周教授请求回国参加对日作战：“无论如何，我应当回去，应当与我的同胞站到同一条战壕里。我相信失去了祖国，科学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和1947年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他都给予爱国学生以可贵的支持，尽力保护学生。当他目睹了国民党军警大肆抓捕毒打游行示威的学生时，冒险掩护其他教授拍摄下照片，并把这些照片送到一些刊物发表，当时的中文报刊不敢刊登这些照片，唯有《民言报》（英文版）详细登载了学生游行及军警镇压学生的报道。童第周教授买了一大批《民言报》，邮寄给全国各地有影响的教授，以表示支持学生爱国主义的行动，并取得全国的声援。童第周教授作为山东大学教授会的负责人和动物系主任还组织一批教授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否则罢教。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有人告诉童第周教授，他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童第周只是淡淡一笑，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在浓浓的黑暗中，他盼望着光明的早日到来。
1948年，作为山东大学著名教授，他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做客座教授研究员并进行科学考察。在美国欣闻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他极为兴奋，对美国朋友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是让中国快些富强起来。现在中国看到了希望，我得赶快回国去！”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理想的研究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克服了重重阻力，执意回国。1949年3月，他再次回到国立山东大学。不久就和山东大学师生一起迎来了青岛的解放。
在新中国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围绕着去留问题，发生了搬迁和反搬迁的斗争，童第周教授和其他59位院士一致反对搬迁去台湾，留在大陆迎接解放。1949年10月1日，童第周教授在青岛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童第周教授满怀振兴科学、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意气风发，衷心跟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四
1950年，经童第周教授提议，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这一年，他48岁。距离他1934年从比利时回国已经整整16年了，最好的年华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过去，年近半百，他终于有了一间宽敞安宁的实验室。童第周教授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利用青岛文昌鱼、海鞘和鱼类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胚胎学研究。他系统地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脊椎动物文昌鱼卵子发育的规律，精确地绘制了器官预定形成物质的分布图，证明了文昌鱼分裂球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等，为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系统的重要文献，并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分类学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依据。60年代，童第周教授主要研究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的细胞核、细胞质在个体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相互关系，取得了创造性的成绩。同时，对于与国民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海洋有害生物的防治、经济水产动物的人工养殖、开拓培育经济鱼类新品种的新途径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童第周教授长期不懈地从事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研究，并开创了异种核移植的先河。他于60年代初开创了鱼类细胞核移植研究。此前，美英学者的有关研究，都是在同一物种中进行的，日本学者对异种蛙的核移植进行了大量尝试均未成功。面对前人研究未曾跨越的鸿沟，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不同物种之间进行异种核移植。童第周教授进行的是鲤鱼和鲫鱼之间的细胞核移植。他将鲤鱼的囊胚细胞核移入鲫鱼的去核卵，或者反过来将鲫鱼的囊胚细胞核移入鲤鱼的去核卵，终于培育出了第一尾属间核质杂种鱼。童第周教授在核移植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发现了脊椎动物远缘物种间的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的可配合性，首次用鱼类证实了异种克隆的可能性。他的助手们后来广泛深入地研究了亲缘关系更远的物种间的核、质可配合性，并遵照童教授的研究思路，力图把鱼类核质杂种用于生产实践。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童第周教授建立的鱼卵核移植研究和显微注射技术在后来的研究中有了新的发展和应用。其一是将培养30多天的成熟银鲫的肾细胞核连续核移植，获得一尾性成熟的成鱼。这是一例成功的脊椎动物体细胞克隆，这尾体细胞克隆鱼比体细胞克隆羊“多莉”问世早15年！其二是将基因克隆技术与显微注射技术相结合，于1983年首创转基因鱼研究，翌年获世界首批转基因鱼。这些研究成果至今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我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童第周教授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之父”。
1951年，童第周教授任山东大学副校长。这个时期，他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和科研任务，但仍坚持给学生上课。教室里满满的学生，倾耳静听着童第周教授新颖的内容、高深的理论、富有哲理的学术思想。他不但向学生传授了科学知识，而且他那光辉的学术思想、求实的科研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学生，成为他们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童第周教授培养了一大批接班人，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走在学科的前沿，传承着童教授的事业。
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童第周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解剖显微镜下，用极细的玻璃注射针，把从鲫鱼的卵细胞中取出来的遗传因子，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孵化出的幼鱼中，有一条鱼披着金色的鳞片，长着鲫鱼那样的单尾巴，这些鱼既有金鱼的性状，又有鲫鱼的性状，说明从鲫鱼卵中提取的核酸对改变金鱼的遗传性状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也说明并不只是细胞核控制生物遗传性状，细胞质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鱼因为是童第周教授创造出来的，所以人们叫它“童鱼”。童第周教授的实验成果，给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童第周教授政治上追求真理，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建国以后，通过政治学习，不断追求真理，即使在“文革”期间，他受到极“左”的冲击，受到许多委屈和不公正的待遇，环境再艰苦恶劣也阻挡不住科学家对科学关注的追求。他始终坚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的觉悟，他没忘记他所开创的鱼类细胞核移植研究，一经恢复工作，他便以极大的热情，不顾病弱之躯，投入科研之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终于成为了一个自觉的马列主义者，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1978年，童第周教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
他晚年虽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却以年轻人的朝气忘我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他亲手制定了五年、十年科研项目规划，绘制了美好的蓝图。1979年3月，在浙江省科技大会做报告时，他突然晕倒，从此一病不起，于1979年3月30日病逝。他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实践了他的誓言“愿效老牛，为国捐躯”，他“生命不息，创新不止”的精神和“思想要奔放，工作要严密”的治学之道却长留人间。1979年4月9日，童第周先生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等参加了童第周先生的追悼会，追悼会由聂荣臻同志主持，方毅同志致悼词。
童第周先生毕生致力于发育生物学研究，在胚胎发育、生物进化、鱼类的胚胎发育能力和细胞遗传等领域的研究，居于当时国际同类研究的前列，开创了我国基因动物和克隆动物研究的先河。他在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生涯中，先后发表了科学论文、专著70余篇，使其领导的研究工作居于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行列，并为国家生物科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他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两方面都做出了举世公认的突出贡献，他的品德与业绩已编入中小学教科书教育后代。童第周先生的精神必将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开花结果，必将得到后人继承和弘扬。1995年，童第周先生的纪念塑像在青岛文化名人雕塑园内落成。在这幽静的花园内，童第周先生的纪念塑像前总是摆满了鲜花，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科学家所建立的卓著功勋。
（撰稿人：沈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