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生有涯愿无尽 心期填海力移山
——梁漱溟先生小传
梁漱溟，原名焕鼎，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即是“必将死义，以救末俗”而自沉净业湖的梁济（巨川）先生。这一年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此时的满清王朝腐败不堪，洋务运动已经兴起。梁济以为“欲使中国自强则当废止科举，兴办新教育”，因此，梁漱溟自幼受到的就是半西化的教育。五岁，梁漱溟以《地球韵言》开蒙读书，六岁便进入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兼修中英文，由于时局的动荡，梁漱溟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才算勉强读完小学。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在那里进行了五年半的学习，这是梁漱溟求学生涯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段教育经历了。在这些断断续续的教育之外，是梁漱溟自少年时期就开始的独立自学，他最终以自学成材，并一生都在思考和探索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
一
1911年中学毕业前夕，梁漱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政府的秘密活动，成为一名少年革命党人。顺天中学毕业后，在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编辑兼记者。一年多的实践，梁漱溟耳闻目睹了现实政治的黑暗，导致他对少年时代政治信仰的彻底绝望。于是他从一名议会政治的信奉者转为社会主义的追求者，进而归于佛学信仰。1913年起，梁漱溟摒弃一切俗务，杜门研佛，历时三年，这三年成为梁漱溟一生学术肇基之时。1916年，梁漱溟穷其数年思考，写成《穷元决疑论》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穷元决疑论》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这篇文章给梁漱溟带来了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决定聘请他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席。1917年10月，梁漱溟应聘北大，开始了他在北大的7年教学生涯。由于梁漱溟仅为中学毕业而被聘为北大老师，此举成为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梁漱溟在北大所授之课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这其中既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如冯友兰、朱自清等学生，也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学者教授。
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儒家哲学等课程，并相继发表《唯识约言》、《唯识述议》、《印度哲学概论》等有关佛教佛学的论文和著作。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西方近代思潮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传统的势力，环境氛围对梁漱溟等讲授东方古学术的人来说无形中形成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势下，梁漱溟在哲学系之外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根据其多次讲演记录整理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1921年出版）。书中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此书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奠定了其在学术文化界的地位，梁漱溟也由此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在此书中，梁漱溟以复兴儒学慨然自命，放弃了之前出家为僧的志愿，而矢志为儒家心性之学作新的说明，并立志将儒家的社会理想付诸中国的社会改造。梁漱溟此后的学术研究也主要致力于这些方面，他的代表性的著作先后有《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等。《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两书直接反映了梁漱溟于乡村建设实践前后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认识，《人心与人生》则是梁漱溟一生哲学研究的最后结晶，是几十年重构儒学的系统表述。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梁漱溟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授一点知识技能的局限，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踏上一条可以实践自己的文化理想，然而前途并不明朗的实验道路。
二
辞离北大后，梁漱溟受朋友王朝俊（鸿一）之托，赴山东曹州主持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进行教育实验改革，不料半年后旋即失败。梁漱溟于是返回北京，客居清华园三年不出。此次隐居是其生命中最苦闷的时期，个人生活的困难不幸，尤其是国家前途的渺茫，深深地困惑着他。经过苦苦的思求，梁漱溟终于从思想上探寻出一条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发展的道路，即所谓“乡治”。梁漱溟以为“宪政的基础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始于乡村”，在中国只有以乡村的进步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解开了思想上的困惑后，梁漱溟开始考虑将他的思想付诸实践。1927年，梁漱溟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意欲开办乡治讲习所，实现自己的“乡治”主张。然而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以及其他方面的纠葛，讲习所的构想未能成为事实。恰在此时，全国各地的乡村改进运动纷纷兴起，引起了梁漱溟的关切与兴致。1929年，梁漱溟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这次考察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也进一步坚定了梁漱溟“通过乡村建设的工作重建乡土中国新秩序，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条健康的轨道”的政治主张。
1929年12月，彭禹廷、梁仲华、王怡柯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邀请梁漱溟担任学院教务长，掌理教务事宜。梁漱溟从此开始投身社会改造活动。河南村治学院在梁漱溟等人的主持下，汇集当时全国“村治派”的名流，发展极为顺利，不料不久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军阀爆发中原大战，村治学院开办未满一年不得已停办。1931年初，在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梁仲华、王怡柯等人会聚济南，商讨如何在山东继续他们在河南未能完成的事业。3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办。根据当时的调查，邹平县不大，人口不多，土地分配较为平均，没有大地主的干扰，位于胶济铁路沿线，交通比较便利，是进行实验的理想之地，于是择址邹平。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有两大缺欠，一是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二是中国社会缺乏科学技术，将这两方面补进来，中国即发达进步，成为很好的国家。于是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中，梁漱溟以政教合一的“村学、乡学实验”为重点，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为主旨，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化社会为学校，组织引导农民学文化，启发农民自觉而有组织的自救。
在实践中，梁漱溟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实验区。研究部的主要功能是为普遍地提倡乡村建设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具体研究山东本省的乡村建设方案。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并且下设服务人员指导处，安排导师巡回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邹平县为实验地，实验区设县政府，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后来随着实验规模和效益的不断扩大，再划菏泽、济宁为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1931年开办到1937年关闭这段时间里，在邹平设立了农场、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成立信用、购买、机织、林业、蜜蜂、蚕业等合作社。梁漱溟除了组织农民进行生产，改善经济状况外，还投入很大的力量教育农民养成良好的新习惯，重建好的社会风俗，各项工作卓有成效。
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团体的影响下，全国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发展，邹平一时成为影响全国的乡村建设的圣地，梁漱溟也成了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之一。正当梁漱溟踌躇满志时，“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日军进逼山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得不匆匆结束。在其后的岁月里，梁漱溟依然对邹平不能忘怀。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返回邹平访问故旧，1988年去世后，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邹平，这片承载着他的理想与抱负、倾注了他七年心血实践的热土上。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尝试，即便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三
梁漱溟这个“最后的儒者”一生坚守“以天下为己任，表里如一”，正如他在《言志》一文中所写“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1917年，梁漱溟因亲眼目睹内乱和战祸，愤而疾书《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制止内战。日本的入侵后，梁漱溟便义不容辞地开始为国难东奔西走。
1937年，梁漱溟应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次年访问延安，开始奔走国内团结。在延安期间，梁漱溟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彻夜长谈，这对梁漱溟认清抗战的前途和后来的行动起了很大的影响。1939年，梁漱溟历经艰险深入抗日前沿的皖、苏、鲁、冀、豫、晋六省八地巡视，历时八个月，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做法和两党军队摩擦日增的状况，深感如任其发展，轻则妨碍抗战，重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同商定把国共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的人士组织成为“统一建国同志会”，大家联手共同努力，调解两党纷争，推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1939年11月29日，以国民参政员为主体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宣告成立，成员有：“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甫、章乃器等）、“中华职教社”（黄炎培等）、“第三党”（章伯钧等）、“国家社会党”（罗隆基）、“青年党”（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乡建派”（梁漱溟等），张澜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然而，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对民主人士加大排斥压制，并未起到所期望的作用，因此梁漱溟等人感到有必要改变先前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松散状态，将“第三方面”的力量整合成一个政党，取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都是原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党派。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了成立大会，黄炎培被推为主席，梁漱溟等五人被推选为常委。当年10月，黄炎培因出国辞去主席职务，张澜被推举为主席。
由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国统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于是决定委派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梁漱溟到香港后，在周恩来及中共驻港办事处的帮助下，克服既无经费又无人员的困难，1941年9日18日将《光明报》正式对外发行出版。10月10日梁漱溟在《光明报》上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相继刊登了由其经授权主笔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同时向英、美等国在香港的通讯社发布消息，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宣言及其纲领主张“贯彻抗日主张，反对中途妥协”，要求“军队属于国家”，“厉行法治，结束党治”等，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独裁统治不啻当头棒喝！
《光明报》创刊后，短时期内就成为一份海内外瞩目的有影响的报纸，由于日寇进攻香港，12月7日，《光明报》刊出最后一张报纸后停刊，前后仅历八十余天。随后，梁漱溟在他人帮助下，化装乘小船撤离香港回到桂林。此后几年，梁漱溟一直住在桂林，并几乎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反对派。
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军事组、国民大会组两组，继续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政协决议签订后，梁漱溟以为政协会议成功，萌生了离开现实政治，致力学术研究之意，并再次访问延安表达己意。不料时局旋即恶化，梁漱溟不但未能脱身，反而被推任为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梁漱溟于是再次倾尽心力为民主和平奔走斡旋。7月，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盟员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毅然冒着极大风险去昆明调查，并发表《李闻惨案报告》，揭露李、闻被杀真相。他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地痛斥特务暴行：“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至1946年底，蒋介石终于撕开了假和平的面目，悍然发动内战，梁漱溟深感无力可为，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政治圈，辞去了秘书长职务，退出民盟。1947年，梁漱溟在重庆创办勉仁文学院，重新回到他所期望的教育改革事业。
从1937年任国民参政员始，至1946年退出现实政治，十年间，梁漱溟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民主和平奔走，生死皆置之度外，被马歇尔、司徒雷登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梁漱溟坚持独立于政府工作之外，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并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期间发生的，不论是1953年为农民请命的廷争面折，还是“文革”中坚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刚强，依然展示着梁漱溟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诤友之忱和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平静的离开人世，享年95岁。与此同时，学界和社会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梁漱溟热”。
（撰稿人：董利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