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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盟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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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火中永生 

——纪念闻一多诞辰110周年 

 

 

 

公元1946年7月15日下午5点15分,几声尖利的枪响划破昆明城恐怖沉闷的天空,闻一多先生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地点就在西仓坡西南联大宿舍门口。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牺牲,是斗士的光荣。闻一多沿着自我实现的道路,豪迈地登上了生命的巅峰! 

虽然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威逼恐吓,明明知道自己在暗杀计划的黑名单中“名列前茅”,他却毫不退缩,挺身面对法西斯卑鄙龌龊的枪口,态度淡定而从容。就在几个小时前,在为先遭毒手的友人、同党李公朴先生举行的悼念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即席演说: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这《最后一次的演讲》,就是他从容就义的宣言。此前,他为《学生报》纪念李公朴专号的题词说: 

斗士的血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看一个倒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人! 

匆匆地,他跟着李公朴的脚步走了。他们用鲜血挑战黑暗,为中国的民主斗争迎来了光明。朱自清为悼念闻一多所写的新诗说: 

你是一团火! 

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没有死。他不会死,他是一个不朽的斗士。 

 

1899年11月24日(旧历10月22日),闻一多出生在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长江之滨,荆楚古地,千百年来,传承、积淀着一种氤氲磅礴、执著热烈的人文精神。与伟大诗人屈原一样,他的生命中燃烧着烈火一样的激情。 

从一个乡下孩童成长为文化巨擘、人民英雄,闻一多既是旧时代的见证者,也是新时代的开路先锋。 

从十一岁到武昌读书开始,闻一多便已受到革命思潮的熏染。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后,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读书,一方面提倡学以致用。他倡导“新君子精神”,认为“旧君子之旨主静,静则尚保守,其弊不外徒言道义,而鲜实践”;而“新君子之旨主动,动则尚进取,其学以博爱为本,而体诸人群日用之间”。他活跃在风气相对守旧的清华校园里,用他的锐利的笔锋批判社会,用他的亲身实践改良校风。“五四”时期,他受到“爱国的、民主的”新思潮影响,积极思考“如何团结起来救中国”。他曾经代表清华学校参加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会议,见到孙中山先生,受到精神上的巨大鼓舞。 

清华九年,闻一多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政治热情。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喜欢诗歌、绘画、戏剧,喜欢创作、批评、研究。他还是一个成长中的书生,人生的路怎样走还有不少变数。从1922年赴美留学,到1925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南京)、武汉大学、国立山东大学(青岛)、清华大学,任文学院教授、院长,他教书育人,主要的身份是诗人、学者、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始终还是一个读书人。 

1937年,闻一多随清华大学迁往昆明,在新成立的西南联大任职。在战火中奔波,他留了一把长长的胡子,发誓不到抗战胜利不剪。在昆明,他亲眼看到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看到法西斯统治下中国的黑暗,看到社会与军队的种种不平,他一度感到惶惑苦闷。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国需要和平与民主,民族战争取得胜利还不能救中国,“民主运动是民族战争的更高一级的发展,更高的发展是由于更深的体会和更深的觉悟”。 

尤其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真正实现了思想的飞越、生命的升华,从一个书斋之中的文弱书生“拍案而起”,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成为时代的鼓手。抗战胜利后他回忆说:“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无派到有党有派,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直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那一刻,他一直走在民主运动的最前沿。 

 

“时代的逼迫”和“思想的觉悟”令闻一多迫切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不得不加入一个团体来奋斗”。经吴晗、周新民引介,他于1944年加入民盟。民盟全称“中国民主同盟”,系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他找到了归属,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真正完成了从文士到斗士的转变。 

1945年9月,闻一多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全副热情投入到民主运动之中。他用他曾经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笔锋起草了战斗的檄文,朱自清、费孝通、王力等人都受到他革命热情的感召,追随在他的前后,把他视为榜样。他所主持的《民主周刊》,一度被视为昆明这一大后方“民主堡垒”的喉舌,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闻一多热爱民盟组织,把组织的荣誉视为生命。1946年6月,为迎接昆明民盟活动的公开,闻一多、李公朴等七位负责人邀请党政军机关代表,公开阐明民盟的立场和态度,闻一多发表了题为《民盟的性质与作风》的谈话。他强调,民盟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能够做到的“只是用我们手写出我们良心里所要写的,用我们的嘴说出我们良心里所要说的”,他强调,“民主、和平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我们的工作便是要求和平,实现民主”,并“向各界人士呼吁共同支持这个要求”,“一定要把全国爱和平、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中国才有进步的希望”。接下来,在民盟招待社会贤达及文化教育界人士的会议上,他伸出自己的一只手,诚挚而恳切地说: 

这是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的手,不可能也不愿意以威逼人,因此也不受人的威逼!这只“空空如也”穷措大的手,不可能也不愿意以利诱人,因此也不受人的利诱!……然而,也不可以太小看了它,当许许多多这样的手,和无数的拿锄头的手,开马达的手,打算盘的手,拉洋车的手,乃至缝衣、煮饭、扫地、擦桌子的手……团结起来,捏在一起,到那时,你自然会惊讶于这些手的神通。因为他们终于扭转了历史,创造了奇迹! 

坦荡的心灵,鼓舞人心的话语,让与会者深切感受到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锋芒。接下来,在对新闻界人士的招待会上,一个记者故意提问:“你以为应该如何来停止内战?”闻一多把手一挥,镇定地说: 

“我不准打!” 

这是何等豪迈的政治家气象! 

 

宇宙无穷,人生有限,闻一多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尘世只活了短短的四十七年。可他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言其大者:他是一个富有个性的诗人,以新体白话诗创作探索诗歌发展的道路,在现代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他是一个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在神话、楚辞、唐诗等领域造诣渊深,在现代学术史上堪称巨擘。 

诗是心灵的呐喊。像屈原一样,闻一多把火一样的激情爆发在诗章里,正如他自己所说: 

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裂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 

留美期间闻一多的诗集《红烛》以丰富新奇的想象、清雅精丽的语言,表现出诗人在“五四”之后不断求索的心路历程,抒写诗人的献身精神,抒写思乡爱国的情怀,抒写他的爱情,歌颂春天与生命。诗人高呼: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虽然他青年时期的文艺主张是“为艺术而艺术”、“以美为艺术的核心”,但在这部诗集里,我们无处不可以看到腾踔跳动的心灵火焰。无论就思想深度还是就艺术水准而言,这部诗集都为中国的白话新体诗树立了新标杆。然而,不断进步的诗人总是把过去远远地甩在身后,闻一多很快感觉到这些作品的不足。他继续创作,书写“历年旅外因受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1928年《死水》的结集和出版,真正标志着诗人创作高峰的到来。他还用诗歌来歌唱祖国,来抒发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但是这些作品更加惊心动魄。这些诗用成熟老练的语言,把心中的火焰吐露得更为深沉、舒缓。他在给他的学生臧克家写的信中说,他在写《死水》时全身充满了火,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著名的《一句话》写道: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诗人把争取民主的火种点燃,燃烧为熊熊烈焰。他虽然还生活在校园里,埋头在书斋里,却又何尝不是时代的鼓手! 

1943年深秋,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授《唐诗》课程,有一次却抛开本题,讲起了田间的新诗。他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慷慨地说: 

诗歌是鼓,今天的中国是战斗的年代,需要鼓。诗人就是鼓手! 

他的文艺观转变了,不再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更欣赏那些“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的作品,他说田间的诗“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至此,他作为诗人与作为斗士的生命已融为一体。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闻一多不但视野宏阔,而且造诣渊深。在神话、《诗经》、楚辞、唐诗等方面,他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一方面注重文献考证,一方面擅长艺术鉴赏和理论阐发,并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他的论著至今还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神话研究。闻一多从上古文献中搜罗了大量资料,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和方法进行分析,为当代意义上的神话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的《伏羲考》、《姜履大人迹考》、《神仙考》、《龙凤》等论著,展示了中国神话所蕴含的深厚内涵。 

——楚辞研究。闻一多的《楚辞》研究包括三个层次:文字校正,词义诠释,背景考察。他还综合利用古文字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音韵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写出了《楚辞校补》、《天问疏证》、《九歌杂记》、《九歌解诂》等力作。 

——《诗经》研究。闻一多从具体诗篇入手,广泛运用语义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思路,把文本解读、古代社会情态考察及对原文的理解结合起来,以真、善、美作为研究准则,写成了《匡斋尺牍》、《卷耳》、《诗经通义》、《诗经新义》等论著。 

——唐诗研究。闻一多将诗人的生平和创作结合起来考察,作了大量考证、系年工作,写出了《唐文学年表》、《唐诗人生卒年考》、《少陵先生交游考略》等专论。他还注重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在《宫体诗的自赎》、《类书与书》等文章中阐发六朝到初唐诗歌的嬗变。 

在某种意义上说,古典文学研究是与古代作家的心灵对话。闻一多的心灵与他的研究对象进行着敞开的交流。他根据高尔基的意见,把屈原定位于“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把屈原称为“实行家”、“最后的斗士”。他崇拜屈原对于理想的执著,赞美《离骚》“永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食粮”。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闻一多把诗人特有的激情和文采融化在学术论文里,写得可读、耐读,把论文写成美文,令读者在获得知识、提高鉴赏水平的同时,享受到难以言喻的阅读乐趣。比如他谈到杜甫三十五岁以后的境遇说: 

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他死了,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沈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 

苍穹浩渺,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之间而已。强者的光辉照亮我们的心智,或如熹晖,或如朝霞,或如日彩,或如电闪,精神之火恒久不熄。如同屈原、杜甫一样,闻一多也为世人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多彩的音乐永远在时间里颤动。他们不是玩弄技巧的诗人,他们鄙视追名逐利的学者,他们是人类进取精神的化身,是凭着燃烧自我来换取光明的“红烛”。他们像烈火一样燃烧自我,获得永生。 

(撰稿人:孙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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