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民盟盟员、中共党员，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曾任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并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
负笈求学的清贫学子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家中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季羡林就是在地里捡拾麦穗、割草喂牛，度过了他六岁以前的童年。1917年春节前夕，为光耀季氏门楣，六岁的季羡林作为季氏家族后辈中唯一的男丁，被父亲送到济南叔父家。从那时起，季羡林才算开始上学。季羡林的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叔父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叔父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这是日后他在学术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根基。
刚到济南时，季羡林曾上过一年私塾，后来进了一所新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随后又转到了新育小学。在新育小学上学期间，季羡林开始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学习英语。12岁时，考入正谊中学。此时季羡林的叔父选了一本大都是些理学文章的《课侄选文》，亲自给他讲课，而且要求他在正谊下课以后，先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学习《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
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升入高中就读半年，随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教季羡林读经的两位老师都是前清遗老，他们把《书经》和《易经》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下来。教国文的老师王崑玉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他的引导下，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高中学习三年中，他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29年，他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一年，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季羡林从胡也频那里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久，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季羡林早年同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因缘就此中断。继任老师董秋芳对季羡林赏识有加，在他的鼓励下，季羡林在写作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自己对写作的一套看法，并走上了文学之路。季羡林后来撰文称：“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在省立济南高中虽然没有了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季羡林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都读了不少。这对他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年，季羡林开始学习德文。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在山东《国民新闻》上发表。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美国当代作家LoganPearsallSmith、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等人的作品。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参加大学考试。心高气盛的季羡林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结果一鸣惊人，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择了出国机会更多的清华西洋系，专修德文。在临清县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下，季羡林艰难地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专业成绩优秀。在大学所有的课程中，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成为他受益终生的两门课程，而这两门课一门是选修课，另一门是旁听课。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与好友吴组湘、林庚、李长之合称清华“四剑客”，后来他们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在大学期间，他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除了散文创作，季羡林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1934年，季羡林清华大学毕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幸得上天眷顾，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他回母校任国文教员。于是在1934年秋天，西洋系毕业的季羡林就成了高中国文教员。这一年的中学教员生活，收入虽然不错，但由于同行的挤兑，心情却十分郁闷，再加上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使他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秋，他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留学德国成为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此后他走上了东方学研究道路。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十年中，他除了哥廷根和柏林外，没有去过德国的其他城市，更不用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了。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运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季羡林忍受着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心中思念祖国和家庭。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季羡林苦读不辍。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1945年，二战结束。10月，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次年2月，季羡林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至此，季羡林的整个学生生活结束了，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学贯中西的一代学术宗师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被誉为“国宝”。大师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1946年，经由他的老师陈寅恪介绍，季羡林赴北大任职副教授，旋即升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那时起，季羡林一直在北大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建树卓著。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12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驰骋于多个学术领域，学术成就涵盖十个方面：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方文化研究、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以及散文创作。
从1946到1950年，季羡林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1950年到1956年，季羡林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这期间，季羡林并没有停笔，继续进行着学术研究，如《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66年至1977年，对季羡林来说宛如做了一场噩梦。在这十年内，季羡林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搞学术研究。直到后期，他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在这看守门房的闲暇时间里，他除了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外，别无他事。于是不甘无聊的季羡林想到以做“无益之事”来打发这“有涯之生”，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1978年，学术的春天来了。在这种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季羡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包括《〈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浅论》、《〈大唐西域记〉今译》、《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从80年代后期开始，季羡林先后主编了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担任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998年24卷的《季羡林文集》问世。
季羡林先生一生获奖无数。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东方语言学史》、《季羡林文集》获国家图书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等等。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他“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2006年季羡林被中国译协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德誉天地，惟人为先
季羡林先生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坦诚待人。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国”、“勤奋”、“谦和”。正如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悼念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先生的文章《惟人惟学，惟人在先》所指出：“两位长者从容而平静地走了，无数人追念他们，我想，这乃是缘于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执著学术，淡泊名利，宠辱不惊，和那种无待于外的大爱之心在感动着人们。”
季羡林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高中时，季羡林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作品分别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抢杀掠夺的暴行、庸医嫌贫爱富致人死命的做法以及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横蛮无理的行径。季羡林写这些作品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中学生。作品自然单薄、稚嫩，但从内容上，已经能看出他的爱憎感情和关注现实的倾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即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寇“绝对不可抵抗”，对共产党则大肆“围剿”。这种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清华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怀着满腔热情，随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他还同清华同学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
与此同时，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历次运动中，他“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他保持沉默；在随后对其师陈寅恪的批判中，他仍三缄其口。多年后他追忆往事，写道：“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
2007年，季羡林先生在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表示，他要辞去加在他身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他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些代表学术界至尊荣誉的称号他毫不保留的辞掉，让人们不得不由衷的景仰。
多年来，季羡林先生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温家宝总理先后5次看望他，每次他都直言不讳地向总理就国家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重大问题坦陈己见。他爱护青年，关心人民。2001年，他与欧阳中石等人捐助50万元，在母校济南一中设立春晖奖学金；2008年，他将积攒多年的百万元稿费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奖励优秀学生，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立即向灾区捐赠20万元。
季羡林先生从1946年起，便每日清晨4点起床，伏案读写，孜孜不倦，无论冬夏，六十余年从未间断，只为清夜自思不感内疚，没有白白浪费一天。如今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早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的一种象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
在北大，季羡林先生替新报到的大学生看行李的故事广泛流传。当时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在烈日下，为马路边素不相识的无名后生看管了两个小时的行李，许多人至今难以相信，其为人朴素谦恭可见一斑。2006年，季羡林获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称他为：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诗来比附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当是恰如其分。
（整理撰稿：张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