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海浪自悠悠
——记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
有这样一位老人，一生为人低调，刻意远离公众视线，却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他没有醒目的桂冠，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因其“学”而著其“名”，不负“著名学者”之谓。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在老人的心中，学术之路“有似地质队野外勘探，这支队伍要不畏荒寒，甘于寂寞”。他常说，一流的学者，如同一部厚重的书，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而他正是以其瘦削而挺立的背影向世人诠释着什么是“一流的学者”，这位老人就是任继愈先生。
一
任继愈（1916—2009）先生，字又之，山东平原人，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继愈先生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曾参加过抗日战争。任继愈先生小时候就爱思考，凡事都要问为什么，并有寻根问底的精神。6岁那年，家境殷实的任继愈被送到山东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今济南大明湖小学）读书，“继愈”这个名字就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是“继承韩愈”的意思。老师希望任先生将来能在文学上能有所建树。当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大字不识，却十分重视知识。时任教育厅长的王寿彭则推行读经，认为读经可以抵制一下革命思潮，不容易犯上作乱。因此，任继愈在小学时就学了《论语》、《孟子》等经典儒家书籍。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的作文中有这么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对此，曹老师大为赞赏，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扬、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4年，但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任继愈先生曾说过：“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到任继愈先生的嘴边作为爱国教育的“口头禅”，任先生也正是以此为标准而身体力行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或短衣绑腿，或长袍礼帽，浩浩荡荡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行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敲击着这位年轻的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于是，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为正在苦难中煎熬的中华民族寻找振兴的文化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1939年，任继愈先生考取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从1942年起，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任继愈将自己的一间书房命名为“潜斋”，“那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任继愈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老先生们无拘无束的理论切磋，使他受益匪浅，这一讨论会，也成为他汲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源泉。同时，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他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卓然成家。1961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本教科书中的经典，被全国各大学纷纷采用，至今已再版十余次。
二
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继愈应毛泽东之邀走进中南海丰泽园与之进行了彻夜长谈。当晚，毛泽东对任继愈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的方法予以了充分肯定，同时谈及了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研究佛教、道教，福音书（指基督教）也要有人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在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l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在批语中，他特别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在批语中，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先生于1964年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出任所长。
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尽管任继愈个人并未在“文革”前后遭受太多的“迫害”，但目睹周遭的悲剧，他还是开始对这场浩劫进行了深层反思。
经过反复论证，任继愈先生得出了“儒教是教”的结论——儒在中国，不只是学说，更是宗教。任继愈于1978年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自己的“儒教是教”说，并先后发表一系列论文具体地阐明论证了他的观点。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任继愈的“儒教是教”说否定了“中国没有宗教”的所谓“定论”。在1978年一经提出，在学术界立即引来了一片哗然，并持续了三十余年——头十年，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对声音；第二个十年，支持者依然寥若晨星；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接受了这个见解。
任继愈先生在领导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中提出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针。为此，任先生不仅选派年轻学者出国深造，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现人才、吸纳学术骨干力量，并从国外引入了像徐梵澄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来所工作。在学术资料建设上，任先生主编了当代中国第一部《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和影响广远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典籍，对中国宗教学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有着筚路蓝褛的开创之功。
宗教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为此，任继愈先生强调比较研究方法和知识面的广博，鼓励学生们有更多的拓展、更扎实的根基。在这方面，任继愈先生身体力行，不仅主持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推出了多卷本成果，而且还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等学术期刊，主编宗教学大型工具书《宗教大辞典》。在学术资料整理及研究的更大视野中，任继愈先生进而主持了《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二十四史》重新校订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为了中国宗教学科的系统发展，任继愈先生于1979年在昆明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并担任了首任会长。
三
1987年，任继愈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名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是一个受图书馆惠泽极多的人，对图书馆、读者，我应该有所回报”，老人把这次履新看作是一次“报答”的机会。2005年，老人离任时，曾坦言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将国家图书馆的“家底”全部摸清。
“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为了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任继愈先生不遗余力。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许多孤本、善本书籍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对这部珍贵典籍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四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最终于1965年修复完毕，历时近17年。
任继愈担任北图馆长后，认为珍贵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在他的主持下，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
此外，任继愈还十分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因为手稿仅有一份，作者涂改的部分特别有研究价值。鲁迅、冰心、闻一多的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文革”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毛泽东高中时的老师，因此身份特殊，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对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古籍文献整理，是任继愈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熟悉任先生的人都知道，任先生从不作“挂名主编”。大到选题框架、写作提纲，小到部分篇章的审读，任先生总是亲力亲为。古籍整理，下的是苦功。在很多人看来，以任先生这样“国宝级大师”的身份，加之如此高龄，本不必如此辛苦。不要说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梳理贯通、著书立说，留名学界，即便只是写写回忆文章、随笔感言，他人也求之不得。然而，老人却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为了后来者能攀上学术的顶峰，他甘愿作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
“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功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在老人看来，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任继愈先生还先后主编了《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道藏提要》等一系列工具书，同样，任继愈先生也把它们看得很重。在卷帙浩繁的学术大河中，“给他人以方便”，是任继愈先生最大的满足。
在任继愈先生家，有25个“澄庵藏书”柜格外引人注目。澄庵是清末的一个藏书家，任继愈是个爱书如命的人，对藏书家的柜子也格外珍惜，柜子里放满了他最珍爱的书。但从2004年起，每年都会有一些书从柜子里取出运走。这些书的新家是山东省平原县图书馆。对此，任继愈先生说：“我从念高中开始到北京，就没怎么回过山东，把这些书奉献给养育我的土地，心里踏实一点。”多年来，任老为家乡图书馆捐赠书籍7000多册，加上其他一些文献资料约9000册左右，其价值不能用金钱来估量。任继愈先生用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人生的境界，决定着一位学者所能企及的学术高度。
“天风海浪自悠悠”，人们眼中的任继愈先生，不为外物所左右，不为荣辱所干扰，从不急躁发火，也少有慷慨激昂，总是在自己认准的学术道路上，奋然前行。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任继愈先生曾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入庸俗。”
斯人不在，长歌当哭。
（整理撰稿：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