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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盟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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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战事业奋斗一生的鲁在瑄先生 

 

 

鲁在瑄先生(1920—1998),民盟山东省委员会筹备成员之一,自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事统一战线事业和民主党派工作45年,历任民盟山东省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鲁在瑄先生勤奋一生,为民盟事业和政协文史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鲁在瑄先生,原名鲁在璿,1920年11月出生在山东省滕县(现滕州市)城西大刘家庄一个耕读世家。原籍为鲁家寨,因祖父早逝,祖母带着孩子迁至此地。滕州古为“三国五邑”之地,素有“滕小国”之称。虽然唐时封于滕的高祖之弟李元婴因在南昌建的滕王阁使此地名噪华夏,但在民国初年的滕县,却同当时的全国一样,兵连祸结,盗匪横行。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就发生在离这儿不远的抱犊崮山区。 

鲁在瑄家原称小康,但在1917年时,祖母不幸被土匪绑票,为了筹款赎人,家中被迫卖掉了大部分田产。到他出生后,家道已经接近败落。一大家人仅靠几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主要靠父亲和叔父在外替人做事挣的薪水补贴家用。 

鲁在瑄虽天资聪颖,但因家境贫寒,求学艰难;尽管成绩优异,却经常因为家中需要劳力而失学在家。从7岁起,辗转在家乡的大刘家庄和陈公祠小学、山东滋阳乡村师范、国立湖北中学(后改为国立六中)师范部读书,直到1943年考入四川大学史地系。学生时代的鲁在瑄积极追求真理,多次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同党组织和同学中的共产党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川大求学期间,为补贴学费,还曾经在成都的航空委员会附属学校兼课。抗战胜利后,到南京空军子弟小学、济南中正中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济南解放后,进入华东大学研究部学习,后在华东大学教务处任干事。他虽然从学生时代就多次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工作需要,他按照党的安排,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工作,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长达30年之久。1993年鲁在瑄离职休养前夕,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理想。 

 

1958年11月鲁在瑄当选民盟济南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主持民盟市委工作。他组织带动盟员通过“神仙会”方式,进行自我学习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计出力。1959年前后,民盟济南市委召开服务与改造经验交流会6次,召开5次基层干部会议。1962年10月鲁在瑄当选民盟济南市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继续主持民盟市委工作。他重视并积极促进组织发展,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当时济南市民盟已建立基层组织38个,盟员发展到502人,为建立民盟山东省级组织奠定了基础。 

1962年5月民盟山东省筹备委员会在济南成立,当时民盟山东省筹备委员会与民盟济南市委员会同在济南市经四纬八路合署办公。根据民盟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鲁在瑄作为17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鲁在瑄利用主持民盟市委工作条件和优势,为筹备成立民盟山东省委员会做了大量具体工作。1963年3月4日至4月3日,民盟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鲁在瑄当选民盟山东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并驻会工作。1964年暑假,鲁在瑄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组织的高教知识分子学习班,当时民盟一同参加学习的有106人,通过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 

“文革”十年,民盟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被迫停止活动,鲁在瑄同其他党派成员一起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接受“教育”。 

1980年5月民盟山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鲁在瑄当选民盟山东省第二届委员会秘书长,驻会主持机关工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协助统战部门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盟员落实政策,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盟员平反昭雪。 

1983年7月,主持并组织民盟省委参加了“山东省暨济南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汇报展览”,民盟参展的照片有130多幅、实物700多件,介绍了郭贻诚、吴富恒、曾呈奎等60多位盟员的辉煌业绩。 

1984年4月民盟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鲁在瑄当选民盟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驻会主持工作。他注重民盟组织建设,1988年初,山东盟员总数发展到2911人。相继建立了民盟烟台、潍坊、泰安、济宁、淄博、枣庄等市委会。不少地市他亲自去协商指导工作。 

1988年3月民盟山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鲁在瑄当选为顾问。 

鲁在瑄1959年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常委。1963年至1993年任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曾当选为民盟中央第四届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参议委员。他积极参加政协会议及调研活动,通过政协有利渠道,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作用,提出高质量的提案及建议。1989年起他调任山东省政协专职副秘书长,兼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到政协工作后,鲁在瑄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以满腔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态度,领导开展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手开创的,是一项意义深远,具有政协统战特色,能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独特作用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提供了大量翔实生动、可资借鉴的史料,联系和团结了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为民主党派和各级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文史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特别是领导者必须同时具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和较高的历史文化素养,而这两方面恰恰是鲁在瑄得天独厚的“强项”,这使得他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鲁在瑄先生在长期从事党派和统战工作的岁月里,同一大批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联系。在担任省政协文史委领导工作以后,他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亲自带领几个年轻的编辑,到那些经历过历史重大事件和同重要历史人物有过交往的当事人那里,征集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他亲自上门和通信征集的就有张自忠、王耀武、傅斯年、王统照、范明枢、鞠思敏、王祝晨、栾调甫等重要历史人物和山东辛亥革命、济南“五三惨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战场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三亲”史料。他还针对当时存在的重出版、轻征集的错误倾向,一再强调征集工作的重要性,在多次会议和平时工作中,指出征集工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基础,是重中之重;没有扎实的史料征集,文史工作就会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对此,他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他对所从事和领导的工作高度负责,极其认真,对从史料征集、整理、编辑、出版的文史工作各个环节要求严格的近乎苛刻。对文稿中涉及的有争议的史实,一定要落实出处,从不轻易放过;经他审定的选辑和专辑文稿,上面经常写满字迹工整清晰的修改意见。他还经常亲自校对清样,别人已经校过的,一经他手,必能发现遗漏,甚至版版见红,让一些年轻的编辑汗颜不已。他的这种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和态度,至今还在影响着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许多文史干部。 

在鲁在瑄主持省政协文史委工作时期,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工作机构进一步调整充实,配备了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为编辑人员评定了专业职称;开展了同全省各级政协的文史工作大协作,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有声有色;在他的主持下协作征集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史料专辑,如《辛亥革命在山东》、《苗氏民族资本的兴起》、《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周村商埠》、《留学生活》、《日军侵华暴行录》、《济南老字号》、《王统照》、《傅思年》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史专辑。这一时期,的确是山东政协文史工作的黄金时期,可说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这一切,同鲁在瑄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分不开的。 

 

鲁在瑄先生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办事认真,克己奉公。走上领导岗位后,虽配有公车,但他从不因私事动用公车,就连上下班都尽量步行或乘公交车。他工作起来总是争分夺秒,经常工作到深夜。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在1978年就患上了心脑血管病,但他始终不辞辛苦,勤恳工作。甚至后来在住院治疗期间,仍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心中惦记着全省文史工作的进展,在病床上批阅和修改文稿和资料。《辛亥革命在山东》等文史资料的编审出版,大都是在他患病后主持完成的。他为党的统战工作和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出版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文史资料。 

不经常接触鲁在瑄的人大都认为他是一个处世严谨,平时不苟言笑的人。如有一次,他需要写点东西,手头不巧没有了稿纸,便去办公室向一位工作人员借了几张。这种事恐怕没有任何人会放在心上。但第二天,他领到稿纸后马上如数奉还。这已是80年代的事了!这令那位同志惊讶不已,其他人知道后也认为这严谨得近乎迂腐。但他认为借东西就要还,天经地义。不过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就能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有时也喜欢说说笑话,有他自己特有的诙谐。有一次,笔者忘记了是在什么场合,鲁在瑄同几个年轻同志聊起了自己当年在四川大学时的一段往事: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山东大学有一批图书和仪器被迁移到大后方四川,就寄存在川大。在当时教学物资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川大校方对这些东西颇存觊觎之心,就撺掇学生把木箱上“山大”的“山”字下面的一横刮掉,这样,“山大”就成了“川大”。鲁在瑄说,我是山东人,不能让他们这样干。于是便同几个山东籍学生趁夜间无人又给改了过来。这样几经反复,校方莫名其妙,无可奈何。忆及往昔乐事,在瑄哈哈大笑,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鲁在瑄先生在省政协离休之后身体尚健,但几年后不幸罹患脑萎缩,病情渐重。后期省政协同志们去看望时,尽管他已不能叫出平常很熟悉的人的名字,但每次看到他时,仍是正襟危坐,衣帽整齐,皮鞋也是一尘不染。寒暄迎送,一丝不差。其严整持正,有如斯者。 

(撰稿人: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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