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权力腐败现象，实行官员异地任职
兴业银行济南市中支行 王兆东
近一段时间，各家媒体和网络报道了某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市长、县委书记、法院院长等多个腐败案件。通过该省发生的这些腐败事件不难看出，目前腐败现象集中体现以下几方面：
㈠、权力执行情况的“一把手”现象。位高权重，目空一切。一些“一把手”自视为“党的化身”，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往往凌驾于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头上，讨论决策重大问题喜欢“一言堂”，把不同意见视作闹不团结；有的“一把手”甚至蜕变成“一霸手”，对同事或下级搞君臣关系、猫鼠关系，同事或下级不能在会议上与“一把手”持不同意见，被视为洪水猛兽。
㈡、权力行使中形成了腐败特殊利益集团。我们清楚看到官员、国企、私企相互勾结的复杂关系，编织了一个官商勾结的政治图景。从这一点说，它已不是过去采取简单的权钱交易搞腐败的做法，双方达到企图后即告结束，而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进行猖獗的赢利活动，共同结成了长期的腐败特殊利益集团。这样的腐败特殊利益集团所具有的能量和危害性，就是一般的腐败分子所无法比拟的。
㈢、权力设定的各种职位变成了各种档次的商品，可以明码标价出售，而且恶化成为地方官场司空见惯的硬伤，谁之过？公认的根源是“权力失去了监督”，可这无监督的“权力”运行有多少年了？远的不扯，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近30年了吧？怎么硬是不能给放纵的“权力”之兽套上一副监督之“缰”呢？如果说“权力失去了监督”是腐败的渊薮，那么长期让权力失去监督的源头又在哪里？如何根治？
针对以上腐败现象提出的问题，现在关键的是如何进一步提出有力地制约权力、消除腐败的措施。我们认为：首先，必须严格实行政务、党务公开。这几年，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2000年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2005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更明确指出，要在党内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制度。阳光是清除腐败的清洁剂，彻底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强化公开性透明度，把政务党务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雪亮的眼睛之下，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如社保资金挪用这样的权力滥用又岂能得逞。其次，加强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列宁早就主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体制上是隶属于党的代表大会之下与各级党委并行的机构，保持监督的独立性。现在我们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制于本级党委会和书记，监督乏力，无透明度可讲，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应推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垂直领导体制。再次，加强党的廉政制度建设。“党要管党”，不但要从思想上管，还要从体制机制上去管。我们以为要从源头上控制住滥用权力和权力异化，用“倒推法”对领导用权效果进行必要的评估和论证比较好。所谓“倒推法”就是从领导权力指向终极处上溯，看权力使用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反应如何，实际业绩如何。如果为民办事，效果显著的，就坚持不懈；如果某项指令或权力在执行过程中不仅没有为群众办事，而且有证据表明在为自己或他人谋私，则这项权力就必须得到制约。考查应由各级监察部门负责，公众代表参加，新闻媒体参与。必要时，可以召开权力听证会。特别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共服务部门应多搞这样的效绩考查，鼓励公众与机关负责人对话。
在干部任用政策上借鉴古时官吏任用制度，采用官员异地任职制度。这样一来，可以防止上述“权力行使中腐败特殊利益集团” “权力职位商品化”等的发生。这样一来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腐败的根本保证。事实证明，实现“党要管好党”需要“体制创新”，运用有效的体制去制约监督权力。只有创新体制，才能遏制党内腐败，才能确保党的生命力与战斗力，才能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先进性。领导用权要有限度。领导用权的限度问题，最近浙江、四川等省在增强透明度和民主议事以及逐步取消书记办公会议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体制创新”适合于当前状况的迫切需要，会有利于净化干部队伍，推进党的路线、政策执行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