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研究报告
——高级蓝领的培养和高职教育体制改革
民盟山东省委职业教育调研组
二OO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
——高级蓝领的培养和高职教育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成员：
卢兆铭 副主委、教授 民盟山东省委
董利忠 秘书长 民盟山东省委
张继平 部 长 民盟山东省委
叶大夏 部 长 民盟山东省委
于丹梅 副部长 民盟山东省委
课题组成员：
吕兆毅 研究员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民盟山东省委参政议政专家组资深专家
龙 蓉 副研究员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李 群 研究馆员 山东省图书馆
柳尧华 副教授 山东技师学院
马金波 副处长 济南市劳动保障局
贾巍巍 副研究馆员 《山东科学》编辑部
唐 蒙 副研究员 《山东科学》编辑部
刘加钊 主任科员、讲师 民盟山东省委
张丽君 主任科员、工程师 民盟山东省委
王 玫 主任科员 民盟山东省委
贾春国 记者 大众日报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
民盟山东省委
职业教育调研组
遵照盟中央下达的2005年调研计划，民盟山东省委承担了《高级蓝领的培养和高职教育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职业教育问题）》课题。盟省委组织了领导小组和专家课题组进行课题研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和互联网信息，收集了16本职业教育专著和300多篇论文资料，对山东省职业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了专题访谈，对在2004年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全省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交流经验的37个单位进行重点案例研究；参加了山东省政协组织的烟台、潍坊、淄博三市职业教育调研。
2005年6月，按照盟中央的指示，撰写上报了《关于高级蓝领的培养和高职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受到盟中央的好评。
自2005年4月申报课题以来，盟省委领导对课题研究高度重视和亲自指导，并给予有力支持。11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课题组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对已经撰写的研究报告进行了重要修改，力求更加适合贯彻国务院文件之后的新形势和参政议政的新特点，努力做到针对新问题，提出新对策。
一、职业教育跨进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决定》确立的战略目标“含金量”之高，可操作性之强，未来前景之好，解决难题之多，令人敬服，这一切表明职业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决定》确定的十一五规划期间的职业教育目标既是宏伟的，也是切实有效的。现将我们的学习认识解读如下：
1、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我国的职业教育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表述，充分概括了现代职业教育的目的、方法、构成要素、特色要求等内涵，并能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区分出来。
2、职业教育体制
职业教育实行“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体制。这一表述把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都予以恰当的界定，特别强调了政府的主导作用。
3、职业教育十一项目标和任务
（1）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2006年将扩招100万）
（2）“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2500万名中职毕业生，比十五期间增加300万名；
（3）“十一五”期间输送1100多万名高职毕业生，比“十五”期间增加300万名；
（4）“十一五”期间职业培训5亿人次，比“十五”期间增加1倍；
（5）教育结构调整为中职教育招生规模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职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一半以上；
（6）实施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7）实施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
（8）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
（9）实施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
（10）实施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重点办好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11）“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支持实训基地建设、教学设备和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12）从2006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分别比2002年的有关规定提高了5至10个百分点。
在《决定》的指引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在“十一五”期间重点推出五项职业培训计划：
（13）新技师培训劳动计划：5年新培训190万名技师和高级技师、700万名高级技工，并带动中级和初级技能劳动者队伍梯次发展。
（14）技能再就业计划：5年培训2000万下岗失业人员，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培训后再就业率达到60%以上。
（15）能力促创业计划：5年内对200万城乡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培训合格率达到80%以上。
（16）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5年内对4000万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开展职业培训。
（17）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技能导航计划：5年内为5000万人次参加职业资格鉴定提供服务，重点抓好200个从业人员多、技术要求高的职业（工种）的技师、高级技师鉴定工作。
二、职业教育的现状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规定，职业教育可分为职业前教育和职业教育。职业前教育主要是为学生进入劳务市场和准备让他们学习职业或技术教育课程而设计的课程，学完这些课程尚不能达到劳动市场需要的职业或技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不少职业学校设立的课程属于职业前教育的内容。
职业教育主要是为引导学生掌握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从业所需要的实际技能、知识和认识而设计的教育。完成这类课程之后可以获得所在国的主管当局（如教育部、雇主协会等）认可的在劳务市场上的从业资格。
根据1999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新编制的《中国职业分类大典》，我国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为职业教育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提供了法定标准。
根据2003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的统计分析，我国职业教育专业门类共形成470多个指导类专业方向，其中，52%的专业方向是新设立的，基本覆盖我国一、二、三产业的全部职业岗位，同时还确定了与我国支柱产业相对应、覆盖面宽、需求量大的83个重点建设专业。现已公布了20个重点专业和176个示范专业点。组织编写和出版了1000种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的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材和100多个多媒体教学课件。
截至2004年，我国已有2000个以上职业和工种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其中经国务院审定的首批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工种为87个。全国累计有6000多万人参加了职业技能鉴定，其中4500万人获得了不同等级、不同职业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设有8000多个职业技能鉴定所。
据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初中以上招生和毕业生情况如下：
1、初中招生2094.64万人
毛入学率94.1%
未上初中的小学生131.87万人
毕业生2087.30万人
辍学生53.3万人
2、普通高中招生821.51万人
毕业生546.94万人
3、中等职业教育（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招生566.2万人
其中：普通中专招生203.84万人
毕业生140.58万人
职业高中招生212.66万人
毕业生125.56万人
技工学校招生109.7万人
毕业生53.5万人
成人中专招生40万人
毕业生39.55万人
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
招生447.34万人
其中，本科招生209.91万人
高职（专科）招生237.43万人
毕业生239.12万人
其中，本科119.63万人
高职（专科）119.49万人
5、成人高等教育招生221.16万人
毕业生189.62万人
综上所述，2004年全国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数达到1024.79万人。尚未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以及辍学生共有800万人以上，其中农村未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约有600多万人。在农村中还有小学毕业生和辍学生131.87万人。由此可见我国职业教育的任务何等艰巨！
三、确立职业教育优先的理念和对策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第一关是职业教育优先的理念必须获得社会认同。但是，这一关目前尚难跨过。
据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对北京、上海、哈尔滨、南京、武汉的学生家长调查显示，65%的人认为职业教育比普通高等教育低一个档次；53%的人承认在与孩子谈理想时，会鄙视职业教育；77%的人表示在孩子初中毕业后，不会让孩子接受职业教育；65%的人表示，即使孩子高考失败，也不会同意把孩子调剂到高等职业学校；73%的人认为孩子接受职业教育，以后就业的收入不理想；70%的农村父母希望子女上大学，甚至有60%以上的城市父母希望子女上研究生。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我国职业教育并没有得到社会认同，这一问题如不解决，即使创办更多的职业学校，也会出现“有学无人上”的新问题。事实上，最近已经出现中职教育招生难的现象。
职业教育理念陷入误区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的职业分层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中，人们并不承认职业差异，相信不同群体利益一致，没有高低贵贱，只是分工不同。最典型的说法是，你当掏粪工，我当国家主席都是为人民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一理念似乎变成了社会共识。
但是，当市场经济到来后，不同职业处于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之中，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角色差别日益明显，利益差别日益加大，人们对这种社会分层现象，就象对市场经济本身一样，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千方百计地摆脱社会分层的影响。这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国情调查数据组1995年对中国100种职业进行调查，得出了我国第一份职业声望表。2000年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预测课题组对全国63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和评价，得出了第二份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该表说明，位于前20位的职业特征是包容一定的政治权力、较高教育程度、较好的科学知识、复杂的职业技能、理想的收入和具有时代象征性。第一组职业包括：⑴市长、⑵政府部长、⑶大学教授、⑷电脑网络工程师、⑸法官、⑹检察官、⑺律师、⑻高科技企业工程师、⑼党政机关领导干部、⑽自然科学家、⑾翻译、⑿税务管理人员、⒀社会科学家、⒁医生、⒂计算机软件设计师、⒃作家、⒄记者、⒅房地产经营开发商、⒆国有大中型企业经理、⒇投资公司经理。其职业声望评价得分为92.9-80.1分。
第二组属于白领职业，职业声望评价得分为80.0-64.1分，其职业包括：(21)歌唱演员、(22)编辑、(23)播音员、(24)银行职员、(25)私营企业家、(26)影视剧演员、(27)空中小姐、(28)工商管理人员、(29)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30)国立中小学教师、(31)广告设计师、(32)警察、(33)机械工程师、(34)国有小企业经理、(35)运动员、(36)大企业会计、(37)党政机关一般干部、(38)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39)证券公司雇员、(40)导游、(41)私立学校教师、(42)党政机关小车司机、(43)文化个体户、(44)保险公司职员、(45)企事业单位党政干部、(46)工商个体户、(47)三资企业职员、(48)护士等共28种职业。
第三组属于蓝领职业，职业声望得分为60.6-34.9分。其职业包括：(49)饭店厨师、(50)出租车司机、(51)邮递员、(52)公共汽车司机、(53)社区服务人员、(54)股份制企业工人、(55)殡仪馆工人、(56)宾馆服务员、(57)商店售货员、(58)公共汽车售票员、(59)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60)环卫工人、(61)农民、(62)乡镇企业工人、(63)饭店招待、(64)国有小企业工人、(65)私/民营企业工人、(66)集体企业工人、(67)个体户、(68)女保姆、(69)建筑业民工。
从职业声望量表的分析，我们发现教育程度与职业具有特别重要的关系。职业声望越高，越要求接受相应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训练。从事专业技术职业、国家党政机关职业和管理职业，必须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和正规教育。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特别是职业选拔的基本规范。人们对于较少专业训练、较低教育程度、体力劳动强度大的职业必然评价较低，社会分层地位也相对较低。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决定了教育类型的选择。从事职业声望较低职业的人们，越要追求更高的教育程度，力图借助教育程度的提高来改变自己和子女的职业命运。而从事职业声望较高职业的人们，决不会容忍其子女选择较低声望的职业，因而千方百计要求子女选择更高的教育程度。这种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理念是很难自觉自愿地改变的，而只能利用教育来改变。由此可知，人们为什么对职业教育，特别是技工教育持有“×次等教育”和“无奈的选择”等理念，其根源在于社会分层规律和职业声望社会认同的影响。
当前，有一种看法认为，改变“次等教育”观念的做法是以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来说服家长，批评“重学历文凭，轻职业资格证书”、“推崇白领，歧视蓝领”错误观念。虽然不无道理，但只能是长期对策，很难短期解决问题。
经调查，现实可行的对策如下：
其一，实行政府职业教育券制度。为优先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可采取只发给不再继续升学的中职学生，鼓励大多数初中毕业生升入中职学校。同时对政府中职教育拨款实行教育经费改革，以发给学生的职业教育券替代对中职学校的直接拨款；对升入职业高中继续参加高考的学生实行减半发放职业教育券。取消划分重点支持中职学校的拨款制度，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公平支持就业的原则，改变人为干预形成的等级观念。
其二，职业教育学费实行“先收后补”或“低收高补”。这里所说“后补”，一是由政府向每一位职教学生发放职业教育券，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公平性和共享性，只要你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提前到中职教育后就业，政府就给予补贴。尤其对农村学生应给予更高补贴，这样做对优先发展中职教育尤其有利。这里所说的“低收高补”是指职业教育学生不但能享受政府职业教育补贴，而且可在企业岗位实训中获得岗位薪酬，一年实训的收入将超过三年所交学费。这样做对技工职业学校特别有利，因为技工职校的学生进入企业顶岗实训的能力更强。
其三，改革专业技术人才人事管理制度，取消中专和大专学历人才列为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范围和专业技术职务申报必备条件的政策规定，重新划分政府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的人事管辖权。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大专和高职学生人数已经超过本科学生人数，我国专业技术层次的门槛已经提高到本科学历。发达国家蓝领阶层的大专学历已达到半数以上，大学生当餐馆服务员，开出租车已比比皆是。高级蓝领与大学生白领同属于中产阶层，薪酬待遇也相差不多。事实上，我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发过文件取消中专毕业生的干部身份，但是由于习惯观念很难消除，社会上仍有相当多的人们认为中专毕业生就是干部身份，技工学校毕业就是工人身份，因而宁愿上低就业率的中专，也不愿上高就业率的技工学校。如果从政府人事政策和人事管理上就取消中专、大专的所谓干部身份就会有利于中等职业教育、特别是技工学校的发展。
自从2003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以来，我国的人才标准和人才评价机制就进行了重大改革。此前，通常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初级以上职称作为人才的统计标准。《决定》提出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四个不唯”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鼓励人人都做贡献，人人都能成才，充分体现人才的发展性、多样性、层次性和相对性的“大人才观”。在“四个尊重”的重大方针指引下，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下，把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这是对原有人才标准的重大突破。
其四，调整教育结构，实行“突出就业，优先职教，普及中职”的方针，发动一场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职教大行动，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重大战役。要打破常规，突出以人为本，狠抓就业发展，把就业发展提高到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战略地位上来，要像落实经济发展项目一样，解决每一个公民特别是首次就业的青年学生的就业生涯问题。未来五年，我国正处在人口就业高峰时期，必须下定决心，以普及中等职业教育，扩招高等职业教育的对策，在办好现有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同时，加快解决每年800多万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100多万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其五，警惕人口过剩危机和人口能力泡沫，参与国际人口流动竞争。纵观世界大势，人口问题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国际竞争的焦点将从商品竞争、资本竞争、专利竞争，逐渐转向人口竞争。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淡化了养儿防老的生育利益驱动，很多人可以通过不生育孩子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安逸，导致人口停止增长甚至负增长，出现了“摇篮空空，白发苍苍”的景况。因此，发达国家正在忙于应对人口负增长危机。例如，加拿大已开始大力推广人口引进政策。这是国际人口流动竞争的典型表现。当然发达国引进人口，必然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人口爆炸，陷入人口过剩的困境。近几十年，整个海湾国家平均每个家庭有5个孩子，人口年增长率高达5%，而且50%的人口年龄在16岁以下。这些国家的巨额财富却大多掌握在少数贵族阶层手中，给社会造成大量贫困、无知、年轻的人口。在能源争夺日趋激烈、国与国之间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国内贫富越来越悬殊的形势下，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就会产生心态失衡，甚至日趋强烈的报复心理。这是产生当代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我国对此应保持高度警觉，汲取国际教训，决不能让这代年轻人出现人口过剩危机和人口能力泡沫，决不能陷入就业发展困境。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对策，就是优先发展职业教育，重点普及中职教育，确保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人人都有能力就业和创业，人人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的人力资源。
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全球劳动力流动每年高达3500万人，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总体发展水平很低，所占国际劳务市场份额很小，必须大力发展国际化职业教育，参与国际人口流动竞争。
四、解决职业教育市场失灵问题，以实现职业
教育公平为标准，推进职教改革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是有口皆碑的巨大成就。但是，教育大发展也产生了新问题。其要害问题是以精英教育为标准，以淘汰多数选拔精英，以多数人的失败突出精英的成功，使政府教育资源向培育精英的重点学校集中；对非义务教育采取市场调节，追求产业化的手段，把教育系统异化为一个残酷的考分和收费的竞技场，越来越严重的教育不公平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满，远远超出家庭负担能力的学费造成了“上学致贫”的严重社会问题。我们不能不反思教育改革究竟为人民带来了什么实惠的问题。
职业教育与普通大学教育有所不同，它是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为目的，因而职业教育公平问题就更加突出。最近几年，虽然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形成决策共识，但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所谓“重要性”，是无法改变职业教育沦为次等教育的命运的。为了实现教育公平，特别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公平，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纠正市场调节教育的失误，解决教育加剧贫困的失误、实行职业教育政府补贴制度，使职业教育收费低于普通教育，促进社会优先选择职业教育。据了解，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是逐年下降的，导致职业教育收费标准被迫高于普通教育。以河北省为例，本世纪初，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普通高中500元/年，电视中专700元/年，职业中专1400元/年，高职院校2300元/年；普通高校3000元/年，高职院校（对口升学）5000元/年。中等职业教育收费相当于普通高中2.8-3.6倍，高等职业教育收费相当于普通高等教育的1.7倍。如此悬殊的高额收费，怎么能促进社会优先选择职业教育呢？实际上只能加剧社会对职业教育的不满，使职业教育更加沦为“无奈的选择”和“次等教育”的地位。
其二，职业教育应当放弃精英教育、改变人为划分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政策，避免出现职业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应当反其道而行，对弱势职业学校实行重点扶持，使这里的学生能够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
其三，职业教育可与中考、高考脱钩，试行试，甚至取消职业教育考试，下放职业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现行招生制度是一种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强制实行分批录取，以控制考生档案为手段，使任何学校都无法摆脱录取分数线的控制，这就等于从制度上确认职业教育为“次等教育”。以高等院校招生为例，高校招生分为6批，无论决策者的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这种人为制造的“等级化招生”都是对后录取学校和学生的无情伤害，都必然导致职业教育的“次等教育”地位。
建议试行职业教育升学教育考试，分列中考和高考，使两类教育实行不同的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使两种分数没有优劣等级之分，没有横向可比性。职业教育升学考试应当突出职业教育的多元化特点，更多的着重学生的职业生涯选择，更有利于发挥学生发展潜力，更有利于普及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
五、打破常规，加大投入，保证职业教育经费更快更多增长的对策
发展职业教育虽有千难万难，最大的难题还是缺钱。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大学扩招，高额学费使高等教育经费每年猛增了600亿元。而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用扩招和高收费的市场调节和教育产业化的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更严峻的现实是，长期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充当世界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制造业，急需越来越多的技能型操作型人才。但是，本来就把职业教育作为“次等教育”和“无奈选择”的家长和学生，再加上职教高收费，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加歧视职业教育，更加加剧招生难，把职业教育推向恶性循环，出现越想发展职业教育，就越需要依赖高收费，家长和学生就越不愿上职校，扩招目标就越难完成。这就造成市场调节失灵问题。“看不见的手”一旦无效，“看得见的手”就必须“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就必须承担职业教育投入的责任。
目前，政府决策取向是对非义务教育实行市场调节，将职业教育等同于本科高等教育，促使高职教育和中职教育收费不断攀高，家长和学生更加反感和抵触，导致不少高职院校招生后的报到率仅有30%（2003年），中职学校争抢生源，技校不属教育系统，生源更难得到；与此同时，复读生大量增加，大量学生争读普通高中和争上高考复读班，争抢大学本科“独木桥”。因此，引导家长和学生，尤其是农村家长和学生愿意选择职业教育的最有力的政策就是低收费，即中职学校收费低于普通高中，高职院校低于可转专升本的普通大专；再加上政府发给的职业教育学费券、政府助学金、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岗位实训薪金等到工学收入，基本做到学费与收入冲抵平衡，实现免费职业教育的最高目标。
根据国际通行做法，职业教育投入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分摊。以美国为例，美国规定职业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但职业学校不准以盈利为目的。其经费来源包括联邦政府资助占10%，州政府拨款占20%，当地财产税占60%以上，学费占8%-10%。我国财产税尚未实行，但向企业收取教育费附加。2005年国务院已规定城市教育费附加的20%或30%以上用于职业教育。
我国规定企业应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教育培训费，用于企业内部的员工培训。由于职业教育为企业提供中级工、高级工和管理员工，企业教育培训费可转为职业教育费。建议国家制定新政策，规定企业教育培训费的20%-30%用于“订单式”职业教育。例如，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具有双重身份，即职校学生和企业培训工；有两个学习地点，即职业学校和委托企业；职校学生入学前必须自己或通过政府劳动部门的职业介绍中心选择一家企业，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同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得到一个培训工的岗位，然后再到相关职业学校登记取得学生资格，成为双元制学生。这是一种完善的职业教育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我国引进双元制时，没有采纳“培训工岗位”这一关键机制，仅仅把企业作为实训基地，这是很大缺陷。
综上所述，我们设想，职业教育经费可由多方分摊，其投入结构为：中央政府10%、省级政府15%，市（地）政府20%，县（市）政府25%、企业20%、学生10%。
职业教育是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直接解决就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更是消除贫困、填平贫富鸿沟的有效措施。因此，解决职业教育经费问题是政府重大社会责任，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标志。
我国的职业教育不但要办好现有的职业教育，包括中职学校在校生1400多万人，其中招生600多万人；高职院校在校生600多万人，其中招生240多万人；而且尽最大可能扩大职业教育规模，逐步解决每年初中毕业生尚未升学的760万人和普通高中毕业生尚未升学的200多万人，共约1000万人的职业教育问题。上述在学和待学的职业教育总人数为3000万人，其中中职在学和待学2200万人，高职在学和待学800多万人。
假设每个中职生年需投入2000元，每个高职生需投入3000元，共需投入680亿元，就可解决全部职业教育经费问题。按前述投入结构分摊，中央政府投入68亿元，省级政府投入102亿元，地（市）政府投入136亿元，县（市）政府投入170亿元，企业投入136亿元，学生投入68亿元。
六、职校合作，转学就业——移民型职业教育新模式
职业教育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就业，就业的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方发达地区。适应这一特点的新型职业教育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这就是大力发展生源地职业学校与就业地职业学校的合作，在生源地入学，在就业地毕业，招生与就业两大难题同时解决。我们把它称为移民型职业教育新模式。这是我国西部地区一大创新。
2004年夏，陕西省在眉县职教中心举办了一次陕西与外省联合招生合作办学洽谈会。陕西300所中等职业学校的13000多名学生签定了协议，在本地职校学习一年后，转学到外省职校继续上学，毕业时拿外省职校毕业证，按外省劳务市场的需求就地就业。眉县职教中心旅游专业二年级的59名学生，有45名签定了转学协议，将到浙江宁波东线湖旅游学校继续上学，获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后，就在宁波就业，等于移民宁波。这种移民职教对农村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众所周知，农村学生升学的根本目的是想跳出农村进入城市就业，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移民型职教正好为他们做好就业前的移民准备，使他们提前适应了就业地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解除了未来就业之忧。从社会角度看，生源地职校、学生与就业地职校、企业以及两地政府都能一举多赢，各方得益。
这种模式已改变了职业教育定位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惯例，突破招生地域限制，解决跨地招生的诚信危机，形成了开放、灵活、促进就业的新机制。
七、校企合作，岗位就业——订单型职业教育模式
校企合作，按企业“订单”要求，直接培养上岗员工，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大中型企业的集中地区山东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区70多所职校中，校企合作办学率已达70%以上，为海尔、海信、澳柯玛、颐中汽车、中集集装箱等30多家企业培养了5万多名合格员工。这些职业学校实行订单式教育，使80%以上的毕业生实现了对口就业。例如，黄海职校与海尔接轨，将海尔管理引入日常教学，毕业生能达到海尔员工标准，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进入海尔工作。
订单型职教的主要特色是，其一，将企业岗前培训转移到职校的教学过程之中；其二按照企业用工需要编写教材；其三，聘请企业高级技师讲课，操作示范；其四，把实训基地设在企业车间现场，完全按企业上岗要求进行顶岗实训。
在我国最早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山东青岛平度市，双元制职教专业已培养了2.6万多毕业生，对口就业率高达97%。其中8000名毕业生被海尔、海信、三莹、华东葡萄酒、台资东泰农产、大华农产等知名企业所录用，并且其中85%的毕业生成为企业技术骨干。海尔冰箱厂1100名员工中，有900名是平度职校毕业生，3名副厂长有两名是职校毕业生。职业教育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吸引海尔、海信、LG、现代汽车等上百家国内外大型企业前来投资建厂。海尔总裁张瑞敏在解识为何到平度建厂时说，“平度无明显的区位优势，税收政策与全国大致相同，但平度发达的职业教育能够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八、实训加生产，学生兼员工——工学型职业教育模式
工学结合型职业教育模式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职校不仅办教育，而且把实训基地提升到正规制造产品的水平，使学生实训达到员工上岗的能力。在中德合作举办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项目——平度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确立了“围绕专业办产业，办好产业促专业”的思路，充分利用现有实训设备和师资资源，大力发展校办产业，实施产教结合，增强职校自身造血功能，创办了华德汽车维修培训中心、果品加工培训教材心、畜牧教学养殖实验场、服装加工厂、建筑安装工程队等企业实体，形成教学、实习、生产、经营、服务、就业“六位一体”的中国式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实现了功效“五合一”的新机制，即车间与教室合一、学生与学徒合一、老师与师傅合一、作品与产品合一、育人与创收合一，逐步实现了学生生产实习由“消耗型”向“盈利型”转变，达到了“在育人中创收，在创收中育人”的目的。
对规模化大批量生产的行业而言，工学型职业教育具有特别优势。山东淄博二职专依托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淄博服装城，按规模化生产的要求，投资200多万建成纺织车间和服装生产线，年产学生校服已达5万多套，现已成为省级校服定点加工厂，生产规模还将继续扩大。
九、服务主产业联手大集群——产业集群型职业教育模式
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一个新变化，就是区域产业集群大量形成和快速发展，其特征是布局集中，产业集群，资源集约，人才集合，形成了一大批集群产业基地。这些产业集群为职业教育特别是制造业职业教育构建了规模化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平台。
烟台汽车工业学校地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周边地区是正在崛起的汽车工业集群，上海通用东岳汽车、大宇重工、矢崎汽车配件、东洋机电、大成汽车、荏原空调、烟台首钢东星、泰信电子、世元电工等30多家大型合资、外资、国有企业迅速发展，需要大批汽车制造、数控机床操作、汽车电器、汽车电控、汽车焊接、汽车涂装等技能人才。这所职业学校筹措2500万元资金，新建汽车构造实验室、汽车发动机实验室、汽车电器等20多个实验室和实训车间，引进德国仪器设备和国内领先的大型数控机床、汽车发动机设备；派出89名老师到联办企业拜师学艺，培养双师型教师；聘请企业工程师、技师来校讲课和实训；先后与30多家企业签订长年培养合同，实行“订单式”职业教育，为企业量身定做技能人才，保证毕业后就业“出口”畅通，已输送12000名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仅烟台矢崎汽车配件公司就接纳了3000多名学生。在校生也被企业预订一空。
这种产业集群型职业教育模式特别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发展，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烟台福山区政府从2002年开始规定5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对就读职业学校的本区学生，每年补贴500元；对初中学校的校长进行毕业生就读职业教育业绩考核与待遇挂钩，使本区职业教育直接推动就业发展和经济发展。
这种产业集群型职业教育模式也得到企业的大力支持。烟台汽车工业学校聘请5家大型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组成学校发展咨询委员会和担任名誉校长，聘请10名企业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并成立专业指导和合作委员会，定期研讨专业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并提出建议方案。
烟台汽车工业学校的飞跃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表彰，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国家级重点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和“烟台市明星学校”。由此可见，这种服务主产业、联手大集群的产业集群型职业教育模式是非常成功的，应当大力推广。
十、开拓国际服务贸易市场，推行国际职业资格
标准——国际劳动输出型职业教育模式
我国进入所谓WTO“后过渡期”以来，伴随产品贸易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各种贸易争端越来越多。美、欧各国从2005年5月开始连续滥用“242”特保条款，纺织品贸易大战差一点爆发；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反倾销、反补贴、安全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等各种贸易壁垒围剿越来越凶猛。在应对这一国际危机和挑战的同时，我国还有另一个机遇尚未利用，这就是服务贸易方面的国际劳务输出市场。由于国际化职业教育的滞后，使我国至今难以开辟国际就业市场，虽然拥有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劳动力规格、水平难以达到国际标准，无力参与国际劳务市场竞争。
据有关资料，全球劳动力流动数量每年约3500万人，而我国外派劳务人员年均40万人，仅占1.1%。例如，国际船员劳务市场每年需求100多万船员，我国每年外派到外籍船上的船员不足3万人。由此可见，国外劳务输出型职业教育具有很多机遇。据统计，迄今为止，我国劳务出国的蓝领人员已有300万人，散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建筑工程、服务加工、农林牧渔、电子装配、机械加工、远洋船员等行业。
与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相比，我国对外劳务输出还处在十分落后的阶段，与我国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甚至可以说是只重视货物出口，忽视劳务出口。世界第一劳务出口大国是墨西哥，在全国8000多万人口中，居然有800多万人在国外工作，每人每年寄回国的外汇，每人以2000美元计算就达160亿美元，廉价劳动力成了最可贵的出口商品。世界第二劳务出口国是菲律宾，在全国7000万人口中，正式登记的国外劳工有450万人，加上各种其它渠道出境的劳工，实际人数超过7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这些劳工分布在168个国家和地区；男性占40%，主要从事航海、建筑、零售和一些繁重体力劳动；女性占60%，主要从事家庭佣人、招待员、饭店服务员等工作。这些劳务人员平均年收入大约5000美元，在当地消费约4000美元，每人年均寄回国内1000美元。菲律宾非常重视劳务出口，总统设有专职顾问，政府设立海外劳工就业署、海外劳力福利署，外交部设有海外劳工事务局，驻外使馆设有劳工事务参赞和秘书；国内设有众多的劳务培训中心。菲律宾在国际分工中已成为劳务输出专业化国家。
国际劳务这个“大蛋糕”，我国仅分享到1%，对一个占世界总人口20%的超级人口大国来说，必须加速改变！其对策就是大力倡导劳务出口型职业教育。除了专业技术职业教育，还有职业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以及国外就业文化教育。语言障碍是劳务出口的“拦路虎”。墨西哥、菲律宾都是双语国家，出口打工没有语言障碍，这是非常重要的出国条件。
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负责人刁春和说，从20年来的发展趋势看，“走出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有的人不理解，我国人口这么多，就业这么难，为什么每年输出只有几十万人，而不是几百万人呢？其中很多原因不为人所知。首先，可供派出劳务人员素质决定了派出人员的数量。我国劳务人员语言能力差，职业训练差，很容易被印巴地区的劳务人员比下去，经不起竞争就得不到岗位；其次，我国劳务人员对出国的薪酬期望值很高，输出劳务成本很高，国外许多月薪200到300美元的工作大多被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劳工获取。我国应当有更多有竞争力的劳工走向国外。
农业劳务出口型职业教育特别值得重视，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很少，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而国际农业劳务出口可大有用武之地。在俄罗斯种大棚菜，在南美种咖啡，在非洲种水稻都有很多机会。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我国最有条件成为世界第一护士劳务出口国。在欧美国家的医疗制度和养老制度条件下，不同层次和岗位的护理人员需求十分旺盛，从事医疗护理、家庭护理的护士更是供不应求。中国护士在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护士。我国应当抓住机遇，加强护士职业教育，开展国际护士资格证书考试，大力支持护士劳务出口。目前，主要问题是职业教育不能适应国外要求，特别是业务与外语脱节。建筑、航运、护士、烹饪、旅游、家政服务、汉语教师和软件开发等是当前劳务出口的重点领域。
据了解，南京职业教育中心与中国建设总公司合作，6年输送了24434人到新加坡从事建筑劳务。南通航运学校年派出500名毕业生直接到国外就业。南京营养学校已有200名毕业生在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就业。苏州的职业学校毕业生5年中到境外就业达到12000多人次。这些劳务出口的成功典型为劳务出口型职业教育提供了新经验、新模式。
十一、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农村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难中之难。其原因在于，农村初中毕业每年有600多万人没有接受职业教育，再加上没有升入高校的高中毕业生，每年约有800万人需要职业教育。据湖南等四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未接受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62%，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占22%（但多数所学专业与从事职业不对口），受过普通高中教育的占16%。由此可见，目前农村职业教育问题十分严重，不仅大多数劳动力没有接受职业教育，而且即使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打工也专业不对口，可以说是基本无用的职业教育。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有几种偏向。有的偏重于传统农业，培养持有绿色证书的职业农民；有的偏重于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就业机会很难确定，找不到企业“订单”；有的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实际上是为高考、成人高考服务，职业教育课程只是陪衬；有的职业学校收费过高，很多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钱上学的学生，对职校更上不起。要解决农村职业教育的现实问题，就必须探索新思路、新模式。
模式一、创业致富型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目的的，但对职业农民来说，就业没有现成的岗位，必须自己去创业，必须找到能够致富的技能。如果农村职业学校开设的专业能学到致富的特长，那么这种职业教育谁都愿学。比如，蔬菜、林果、养殖、牧草、经济作物等有很多可以快速致富的专业技能。四川的养鹅业生产出口欧盟的鹅肥肝，农民致富很快，比到城市打工好得多。山东养殖海参技术创造了不少百万元户。江苏种植海水蔬菜是大有“钱”途的好项目；人工种植牧草、名贵中药材都是农业“摇钱树”。总而言之，这些新型农业都应该成为创业致富型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
模式二，移民就业型职业教育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最大动力是向发达地区的城市移民就业。众所周知，农村学生家长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上大学致贫，其根本目的就是让子女不再当农民，到城市里找个好工作。这也是城市化的必然需求。移民就业型职业教育就是把农村职业学校与发达地区城市职业学校联合起来，由本地农村职校招生入学，最后一学年到城市职校上学，按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实训，获取当地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在当地就业。
模式三，工学减费型职业教育
农村职业教育的最大难题是职教学费超出农民负担能力，不愿像上大学那样不惜代价上职业学校。因此，发展免学费或减学费的职业教育是最有效的模式。很多职业学校充分发挥政府资助兴办的实训基地功能，把消费型实训变成盈利型实训，使学生获得实训报酬，补偿上交学费。有的职业学校与企业建立供货合作关系，为企业加工零件或半成品，获取稳定收入。有经济实力的职业学校可以创办校办企业获取更大经济效益，使学生工学兼顾，免费上学。总之，职业教育不能只会收费，不会创利；不能只会要学生交费，不会向市场要效益；不仅要把高学费降下来，而且要为学生减免学费，这才是适应农村需要的职业教育。只能让职业教育填平贫富的鸿沟，决不能让职业教育成制造贫困的根源。
模式四，初中“3+1”型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的现有规模在短期内无力容纳全部农村初中毕业生就学，作为应急和过渡措施，可实行“初中3+1”型职业教育，即初中毕业后续办1年职业教育，职业教学课程可选择通用专业和就业面最大的专业。例如，大农业适用技术，特别是能帮助农民创业致富的适用技术；就业机会最大的农民工专业技能，特别是建筑工人、餐饮厨师、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导购员、家庭服务员、企业营销员等不需要大量实训设备的职业教育。其目标是，对全国700多万设有升学的初中毕业生进行1年期普及性职业教育，力求填平职业教育缺口，使每一个就业青年都能公平地得到国家教育权利和消除农村贫困的实惠。
十二、高级蓝领短缺问题解决模式
职业教育的突出问题是初中毕业生及家长不愿报考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招生困难而办学规模日益扩张。作为“世界工厂”的我国制造业又急需大量的蓝领技能人才，尤其是高级蓝领人才。这是当前职业教育中最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经过调研分析，我们提出解决方案如下：
第一，纠正理念误区，破除“工人不要学历”的过时观念，进行学历型蓝领的改革和制度创新。
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报考技校是因为重学历文凭，轻职业证书；重技术职称，轻技能资格。这种说法隐含着一种传统观念是当工人不需要学历，评价蓝领不需要学历文凭，蓝领人才是非学历型人才。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大错。首先，重视学历是符合现代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是学习型社会的评价标准，学历的重要性必然继续强化，我们不应该倒退到贬低学历、压制学历的愚民时代。其次现代蓝领是学历型蓝领，甚至需要高学历型的高级蓝领。那种认为工人不需要学历的观念恰恰贬低了现代蓝领，落后于当代高新技术的日益普及推广的现实。其三，对现代高级蓝领存在重大误解，把现代高级蓝领等同于学徒制时代需要长期操作训练、并熟练掌握特别手艺和技能的大工匠。实质上，今天的高级蓝领是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熟练操作知识密集、高新技术密集型工艺和设备的员工。他们是既要学历文凭，又要职业技能资格的新型人才。对他们的评价应当是中专学历高级工、大专学历技师和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技师，甚至可以是硕士学历的首席技师。其四，发达国家的蓝领与白领没有有无学历问题，只有学历高低差别。以美国为例，职业教育全部是学历型教育，两年制职业技术学院就可获得副学士学位。只有短期培训才是无学历的。其五，对我国这样极其重视子女教育的国情来说，一个学生接受3年职业教育居然没有学历文凭，肯定不得人心，这样的职业学校遭到社会轻视，也是理所当然的。其六，学历型蓝领的学历应当与白领学历一样受到同等尊重，具有同等学历薪酬和其它待遇，在结构工资中应有同等学历补贴和其它补贴。
综上所述，我国应当进行学历型蓝领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实行蓝领与白领（或者工人与干部）学历公平制度和学历型蓝领制度。
第二，蓝领型职业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高级蓝领通常是指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对工人与干部进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培养工人的学校隶属于劳动部门管理，学校名称也有别于教育部门管理的学校，称为技工学校，少数技工学校现在升格为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这种管理体制在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出现过，他们的职业教育都统一归口到教育部门管理。职业教育最受推崇的德国，宪法规定各类学校都属于州文教部管理。日本的职业教育主要在初中和高中阶段进行，归口国家文部省管理。美国职业教育一般只有名为技术学院的高职教育，实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有8个州由专设的政府职能部门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管理，其它州都统归高等教育委员会管理。
我国职业教育分属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管理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教育部门管理中等、高等职业院校都有中专、大专学历文凭；而劳动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没有中专学历文凭，技师学院也没有大专学历。虽然在教育层次上技工学校同属于中等职业教育，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属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对象为高中生），但是教育部门不承认他们是学历教育，劳动部门也认为，不需要学历文凭，只要职业资格证书，并且认为技工院校的职业资格证书更好，就业率还更高。问题在于社会评价，特别是学生和家长很不认同。社会上把职业教育分为不同档次，一等是老中专，二等是职业高中，三等新职校，四等是没有学历的技工学校。由此造成技工学校招生困难是必然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如下：
1、进行蓝领职业教育改革试点，探索新体制新机制。改革要有利于蓝领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和家长得到实惠；有利于降低政府和学校管理成本，简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国际接轨，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
2、重新划分劳动部门与教育部门的职能，劳动部门管理职业资格标准和职业鉴定，将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归口教育部门管理，将劳动部门的技工学校管理机构合并到教育部门。改变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的名称，统一改称职业学校和职业学院不要把蓝领教育划入“另类”，人为制造等级差异，避免制造歧视蓝领的口实。
3、制定学历型蓝领职业教育的新制度，取消1年以上无学历职业教育的规定，只对1年及1年以下职业培训的执行无学历规定。技工类学校全部实行学历制职业教育。
4、对职业学校毕业生实行“双证毕业”制度，必须具备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实行学历型蓝领就业制度。
5、对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实行起薪制，由各省（市、区）规定最低起薪标准，制定起薪法规，防止企业逃避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禁止恶意压低起薪的违法行为，保护蓝领阶层的合法权益，消除就业贫困，扩大中产阶层，促进和谐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持久稳定。
6、调整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适当扩大制造职业教育的规模，强化对“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蓝领支撑能力，大力培养“学院派”高级蓝领。据深圳市调查，制造业对中职毕业生的需求量占47%，而制造业中职招生数仅占招生总数的20%，需求量是招生量的2.35倍。据统计分析，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中30%是信息技术类学生，高职学校20%是工商管理学生，其比例都高于需求量最大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专业所占比例，可见职业院校工科专业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
第三，高级蓝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高级蓝领职业教育有一定特殊性。按照现行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的职业技能鉴定制度，技工学校毕业生只具备中级工的申报条件，高级工以上不可能从学校直接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要获得技师资格证书，即使一切顺利，按规定最低年限晋级从初级工到技师约需15年时间。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和主流理论观点，高级蓝领不能由学校直接培养，如果没有理论突破和政策法规的创新，高级蓝领就只能任其自然产生，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从职业教育的现实情况来看，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高级技工学校，其规定招生条件是技工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和具有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水平的在职青年，学制2-3年，毕业后通过职业资格鉴定可获得高级工证书。由于高级技工缺口越来越大，各地竞相改革高级技工职业教育。
山东省是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省份，2005年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广东省，成为全国第一制造大省。山东提出从2005年开始，每年要培养10万名高级技工，规定省级以上重点技工学校名牌重点专业，经批准可自办高级技工班，实行弹性学制，招取高中学历毕业生入学，半年学制合格毕业生发初级证，一年学制合格毕业生发中级证，两年学制合格发高级证。
广东对技师申报条件、考评工种范围、考评方式和鉴定权限等实行“四个放宽”改革。比如，以前申报技师需要获得高级职业证书后，再经工作5-8年才有申报资格，现在减少到2年。“四个放宽”的内容如下：
1、放宽申报条件
取得本职业高级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专业工作2年（或2年以上）的；高级技工学校或高等职业院校本职（专业）毕业生，取得本职高级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满2年以上；持有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从事生产一线本职工作1年以上入读技师学院或高等职业学院（学制三年）的毕（结）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8年以上，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的；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助理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从事本职业2年（含2年）以上的；取得本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现从事本职工作的人员；参加以高级职业标准设置的国际技能竞赛前五名获奖者、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二十名、二类技能竞赛前十名获奖者，省级一类技能竞赛前八名、二类技能竞赛前五名获奖者、地级市技能竞赛前三名获奖者；有本专业（职业）发明、创造并获得国家专利者。
2、放宽考评工种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中，以及国家或省颁布的新职业（工种）设有技师和高级技师等级的，均可列为技师、高级技师鉴定职业（工种）范围。如物流、物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等规定了新标准的19个新职业也可以评技师和高级技师。
3、放宽考评方式
改革前只有社会化考评一种，改革后不仅采用社会化鉴定方式，而且实行企业现场考评，对于在企业一线工作，且符合申报条件者，以及技术复杂、操作性强、企业急需及行业特有职业的技能型人员，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生产岗位要求，在企业内部采取工作业绩和现场工作能力相结合的评定办法。另外，还可以直接认定：对于在企业生产实践中确有绝招绝活、业绩突出的可以破格认定。转系列认定：对持有同一专业（工种）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和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且持有“四新”知识培训合格证者，可直接申请转系列认定。职业技能认定：按技师标准开展的职业技能竞赛，参赛选手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考试达60分以上者，可直接取得技师资格证书。
4、放宽鉴定权限
改革前只有省一级才有鉴定权，改革之后规定凡具备某一职业（工种）技师考评所需的技师考评队伍、设备、场地、师资和考核规程等条件和地级以上市可向省厅申请，经核准后开展技师考评工作。
第四，高级蓝领职业教育的职业资格定位探讨
职业教育的总体定位是就业教育，就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而不是升学教育，不是转向普通教育，更明确的表述是，不再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的升学教育。具体地说，中等职业学校定位于中级工，高等职业学院定位于高级工。最近两年各地创办了技师学院，正在探索高中后3年制职业教育培养技师级高技能人才的新模式。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对初中后5年制职业教育实行复合型高技能人才新制度，即改革以前5年只学1项技能，只拿一种职业证书的制度，实行“两项技能、多本证书”的改革，使学生获得“1个高级工+1个中级工+毕业证+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全国英语等级证书”，就业机会增多，工资更高，深受学生欢迎。更可贵的是，尽管多学了技能，多拿了证书，学校并不多收学费，同时给予奖励。据调查，这些“双技能五证书”毕业生就业非常抢手，企业评价很高，底薪提高了30%到50%。可见这“双技能多证书”复合型高技能职业教育模式应当成为当前最需要推广的新模式。
第五，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是经我国《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确定的高等教育构成部分。根据1999年教育部、国家计委《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的规定，高等职业教育由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内设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二级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的极少数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合格标准的成人高校等6类院校承担，从而形成“六架马车”办高职的格局。根据《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高职（专科）招生237.43万人，在校生595.65万人，毕业生119.49万人；成人高校招生221.16万人，在校生419.80万人，毕业生189.62万人；民办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139.75万人（含独立学院学生）。
从高职教育规模来看，高技能人才数量已经相当大了，但是高技能人才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其原因在于，大多数高职院校并未定位于培养高级蓝领、高技能人才，而是模仿本科教育，培养“专升本”人才和白领人才，其教学内容也往往是大学本科教材的缩编本、精简本；其教师更不是“双师型”教师，一般也只有实验室，没有实训基地，也不考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据调查，山东省要求高职院校要结合专业特色，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对应关系组织学生参加与所学专业相关、相近职业的职业技能和职业资格培训，对培训考核合格的学生，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规定核发《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培训合格证书》，作为学生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和劳动市场求职就业的凭证。其毕业生申请参加中级以下（含中级）职业技能鉴定时，理论考核可按照统一规定试题由本校自行组织考试；操作技能考核由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和鉴定规程实施。少数较好院校可直接发给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极少数以高技能人才为培训目标的院校才能申请参加高级技能资格鉴定。由此可知，目前，劳动保障部门设置的门槛很高，高职院校毕业生不可能直接获得高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高职院校定位于高级蓝领的目标难以实现，必须加快改革，培养“学院派”高级蓝领新模式才能实施。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主题是高级职业证书问题，解决思路是，首先课程要按高级职业标准来设置；其次，为了获得高级职业证书，国家应当改革高级职业资格标准和鉴定程序，使高职院校能够操作实施；其三，收费应大幅降低，不把职业资格鉴定作为政府有关部门创收谋利的手段；其四，高职院校在完成专业学历教育的同时，必须达到高级职业资格标准，实现职业资格证书“直通车”改革。这是高职教育的第一项改革内容。
高职教育第二项改革内容是改革“三不一高”问题，即对高职毕业生不包分配，不发教育部的毕业证内芯，不发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省级财政补贴为主，即高收费。这种“三不一高”政策，也许在1999年颁布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急需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看来，实在难以理解。首先，这一政策是典型的教育不公平。既然高职教育已成为法定的高等教育之一，为何要自贬为“次等教育”；其次，不发教育部毕业证内芯，不发就业派遣报到证，岂不是意味着教育部对高职教育没有信心，不愿承担法定责任吗？其三，对不包分配问题虽然貌似有理，但也并非理所当然。因为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教育部门和院校就不能一推了之。最近几年发展的“订单培养模式”就是一大进步。这表明不少职业院校从招生时就安排了就业机会，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本科以上教育的最大差别，正是职业院校必须对自己的“人才产品”高度负责，必须进行招生营销和就业营销，对学生就业高度负责。其四所谓以学生缴费为主，以省级财政补贴为辅，表明中央政府不予拨款，这是不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在2005年11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已经承诺“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为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巨资。这是非常得民心的壮举！
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投入经验来看，德国联邦政府负担教职工的工资和养老金等人事费用，地方政府负担校舍及设备的建筑与维修费用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等人事费用；美国职业教育虽属非义务教育，但法律规定职业院校不以盈利为目的，其经费投入比例为联邦政府资助10%，当地财产税占学校收入的45%，州政府拨款占学校收入的20%，而学生缴费仅占学校经费来源的8%至10%。我国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投入的经验不应当各取所需，只考虑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把高职教育经费推到学生家长身上。事实上，这一政策为职业教育高收费大开绿灯，助长了高职院校互相攀升提高收费标准的不正之风，为投资职业院校的老板牟取暴利提供了保护伞，使高职生缴费高于普通高校的专科生和本科生1.5至2倍，专科、本科生收费3000至4000元，而高职生竞达4500-8000元，有的专业甚至超过1万元。这种把高职教育完全推入市场、实行商业化、产业化的做法，不仅违背教育公平原则，而且违背了以教育填平贫富鸿沟的原则，使职业教育成为低薪阶层、特别是农民家庭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的根源。高收费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我国职业教育正处在发展初期，社会各阶层对职业教育并未形成像普通高等教育那样的热情和支持，视为“次等教育”和“无奈的选择”，而缴费负担又超过承受能力，再加上就业后的回报不成正比，社会公众怎么能接受这种职业教育呢？长此以往，职业教育怎么能加快发展呢？
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保证高职学生能够分享教育公平，得到与普通高校大学生同等待遇，并且为鼓励更多的学生自愿接受高职教育，特别是对于低薪阶层和农村家庭因贫困而乐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国家应制定相应政策，像过去对师范、农林、地矿等院校学生那样实行优惠政策，采取助学金、奖学金、贷学金、减免学费等措施鼓励学生上高职院校。
高职教育第三项改革内容是实行严格的职业教育审计制度（也适用于其它高收费教育），严格核算教育成本，公开发布院校教育成本信息，支持社会监督评议和媒体公开报道，打击非法牟利，把职业教育限定在非盈利事业范围之中。
高职教育第四项改革内容是制定新政策，鼓励高职院校引进、借鉴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教学内容、职业资格标准（特别是高新技术专业方面）和职业教育专家，同时鼓励职业教育留学生出国学习，鼓励职业院校教师出国进修，鼓励发展劳务出口型职业教育等等。
我国职业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引进、借鉴发达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当把发达国家的有关标准作为参照系，从消化吸收入手，全面建立与推行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标准。这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捷径。据辽宁省介绍，我国在该省启动的项目，包括英国伦敦工商会考试局企业行政管理职业资格证书；英国伦敦城市行业协会商贸零售管理、通信工程职业资格证书；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职业经理人、商务管理、旅游管理等系列职业资格证书。这些证书都已经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注册认可，并与该部颁发的国内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享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一改革是个良好开端，我国有关部门和省市都应当开发国际职业资格标准资源，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和开发。
十三、解决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危机，重视职业院校管理创新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比较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具有更紧密的结合关系，实质是把传统企业的学徒过程转移到职业学校，甚至把上岗前的岗位培训也搬进了职业实训基地，企业招聘员工都是能既有理论知识，又有操作技能、并能立即创造价值的技能人才。因此，职业教育的决策者和职业学校的管理者都应该是一个教育家+半个企业家。不但要掌握教学规律，而且要掌握企业发展规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出现的许多问题，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根源还在于缺少“半个企业家”的“双家型”管理人才。
根据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在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上对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现状调查发表的数据，我们进行了验证性调查分析，认为当前确实存在七大教学质量危机。
1、生源质量危机。认为生源质量差和较差的人达到46%，认为好和较好的人只有18%。认为一般的人有36%。
2、教学经费投入危机。71%的人选择差和较差；认为教学硬件设备差和较差的人占67%，其原因是非教学性投入所占比例太大，学校创收和企业赞助经费有限；政府拨款太少。
3、师资教学水平危机。认为师资整体素质较好的只占24%，认为课堂教学效果较好的占18%，另外，64.4%的教师认为自己存在“职业枯竭现象”。
4、专业设置危机。33%的人认为专业设置脱离市场需要，50%以上的人对专业设置不满意和不甚满意。
5、课程教材危机。61%的人对学校开设的课程不满意和不甚满意；65%的人对教学使用的教材不满意和不甚满意。在课程问题中，46%的人认为实践性、操作性内容太少，42%的人认为课程数量太少，39%的人认为课程内容陈旧过时，27%的人认为课程设置直接照搬本科，18%的人认为面向太窄；在教材问题中，37%的人认为教材内容太多太难，36%的人认为教材内容陈旧过时，27%的人认为教材内容太少太简单，24%的人认为教材内容直接照搬本科。
6、教学管理危机。47%的人认为管理工作效率不高，46%的人认为管理人员素质不高，38%的人认为管理执行不力，32%的人认为管理制度不全，25%的人认为管理方法落后。
7、校企合作危机。32%的人认为职业学校对校企合作重视不够，22%的人认为维持长期有效合作很困难，33%的人认为企业对校企合作兴趣不高。这些问题反映在签定“订单培养”协议、共同开发实训教材、提供零租金场地、人员互派、建立实训工作基地、合作研发项目等具体校企合作项目上。
职业院校存在的问题还有就业指导落后，学生职业生涯设计空白，学生职业文化理念缺失，学生辅导员太少，学生实训创收等等。
针对上述职业教育危机现象，职业教育管理创新被提到突出地位来，我国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把职教管理创新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把管理理论“嫁接”到职业教育过程中去。为此，我们提出职业教育管理创新概念和框架如下：
1、创新职业教育战略，确立全民职业教育思想，借鉴德国经验，把职业教育作为建立“世界工厂”的“战略武器”。
2、强化国家职业教育管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建立职业教育立法和议政机构，加快职业教育立法进程；在国务院设立职业教育办公室，统管全民职业教育体系，以国家权威切实推进职业教育战略工程，统一调度财政投入和其它资源。
3、在教育部设立国家职业教育局，加强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国全民职业教育体系。
4、加快调配和培养“双家型”职业院校校长，配备企业委派的副总经理层次的挂职或兼职“副校长”，董事长、总经理层次的名誉校长，切实有效的推进校企合作和企业实训基地建设，以及订单培养，工学结合，就业指导等工作。
5、创新职业教育就业文化，推广学生职业生涯设计教育，塑造职业教育造就高技能、高就业人才的社会新风尚，大力宣扬职业教育成才标杆典型。
6、创新职业学校管理，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质量管理、绩效管理、文化管理、品牌管理等企业管理方法有选择地嫁接到职业教育过程中去，使职业学校成为企业化管理的“模拟企业”，使职校学生成为“在岗员工”，强化职业学校的“仿真”企业环境，有效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十四、高级蓝领的培养和高职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第一 正视高级蓝领的四大差距优先发展高级蓝领职业教育
（1）高级蓝领的结构差距
从1993年我国颁布《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开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40年之久的工人考核制度转变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制度，形成了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五级职业资格证书体系。通常把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称为高技能人才。按照国外的说法称为高级蓝领，最新说法可称为介于蓝领与白领之间的“银领”人才。截至2004年，全国约有累计4500万人（次）取得不同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
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职工，其中技术工人有7000万人，在技术工人中，高级蓝领约占3.5%，中级工占36.5%，初级工占60%。据上海2002年调查，高级技工仅占0.9%，中级技工占45%。北京的统计数据表明，高级工的比例只占10%，中级工不到40%，50%为初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少得忽略不计。总之，高级蓝领所占比例是很低很低的。
以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结构比例作为参照标准，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由此可知，我国技术工人结构差距很大，尤以高级工最为突出，我国高级工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2）高级蓝领的效率差距
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02贸易发展报告》的说法，考虑到生产率的差异，偏重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低工资优势并不明显。以1998年的数据为例，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但是考虑到生产率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在日本，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9.9和1.2倍。在韩国，分别是12.9和0.8。因此从效率、附加值等角度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的综合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工业化国家。
我们一向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其它国家为最大优势（局部优势还是存在的），然而，在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们突然发现这一优势并不存在，至少并不突出。其中关键因素应有技术工人的素质差距，特别是高级蓝领的数量差距和效率差距。
（3）高级蓝领的年龄差距
据中国劳动学会机械分会对现有机械工业高级蓝领状况的调查，高级蓝领平均年龄为42.1岁，其中高级技师平均年龄为48.9岁，50岁以上占将近50%；技师平均年龄为45.6岁，50岁以上占33%；高级技工平均年龄41.3岁，其中40岁以上占57.5%，40岁以下仅占42.5%，这样的年龄结构是很难适应“中国制造”的需要的。事实上，大量的高级蓝领已经脱离生产一线，身居技术和管理岗位。
（4）高级蓝领的技术能力差距
据调查，我国企业发生的重大事故50%以上是一线技工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30%的产品不合格造成年均2000亿元的质量损失，也与一线技工有直接关系；85%的科技成果无法转化，同样与高级蓝领的试制能力有密切关系，要把设计图纸精确地变成合格产品，只有经过高级蓝领的再创造才能实现。
我国现有高级蓝领中，多数年龄高，理论水平低，专业单一，很难达到复杂的现代技术要求，需要大批培养新型高级蓝领。据专家考察，中国与德国制造业的差距，不仅在于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上，更在于一线工人的综合素质上。德国工人能用一流设备生产出一流产品，我国工人用一流设备常常只能生产二流甚至三流的产品。
综上所述，为了支撑“中国制造”，真正实现“世界工厂”的目标，当务之急，国家应当优先发展高级蓝领的职业教育，针对高级蓝领的四大差距，制订应急解决方案，鼓励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集中优势教育资源，优先招收高级蓝领学生，加快培养进程，实现高级蓝领年轻化，以应企业急需。
第二 以数控技术人才为突破口解决高级蓝领告急问题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以数控技术为核心技术的新设备、新产品、新工艺日益普及，渗透到所有制造行业，关键工序的传统技术操作已经越来越少，数控技术、光、机、电、仪一体化的自动化设备、生产线和高科技新产品已经成为现代制造业的顶梁柱。在各地人才市场上，数控技工是最难招聘到合格工人的。杭州汽轮机厂数控技工缺口达260人，为了招聘能操作大型数控设备的数控技工，连续参加杭州和周边城市十几场人才招聘会，月薪提高到6000元，最终也没有招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数控技工。至于媒体一再报道的招聘年薪16万，30万的高级技工大都是数控模具工、数控维修工、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等等。
数控技工如此告急是有多重原因的。其一，数控岗位的技术含量太高，需要知识密集、技术复合的多种高新技术，同时技术更新很快，其技术难度决不亚于软件工程师，但是数控工人的名誉、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与软件工程师的差距太大。这就造成工人缺乏学习数控技术的动力，掌握数控技术的大学毕业生又不愿当数控工人的难解问题。
其二，数控设备昂贵，用于职业培训，成本极高，职业院校没有实力购买数控设备用于培训。
其三，数控师资太少。既懂数控理论教学，又会操作示范的数控教师很难找到，更大问题在于数控教师的待遇不高，积极性很难调动起来。
我们建议，首先把数控技能教育单列为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采取特殊政策。比如，创新推出数控工艺师的技术职务系列，使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和工程师、大学毕业生等两方面的人才都能进入数控岗位，以解数控人才的燃眉之急。其二，建议国家、省市级政府设立专项投入基金，在全国统一布点，建立公共的数控技术实训基地，各地数控职教院校都能共享实训基地，避免单位垄断、高额收费和利用不足、浪费资源的现象。
第三 加强工商管理教育重点，发展营销技能专业
在全国各地人才市场上，营销人才的需求总是高居榜首，而且需求数量最大，技能要求很高。据了解，100%的企业希望招聘高素质的营销人才。营销职业是一个介于蓝领和白领之间的职业，也可称为“银领”。现有营销人才中，既有工程师，也有管理专业人才，还有大量来自工人的人才。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加大的营销成本，使营销难度越来越大于生产难度。因此，每一个企业都把建立高素质的营销团队作为首要的任务。我国的传统习惯存在重技术、轻管理的倾向。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应当避免这类失误和教训。建议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管理职业教育，并重点发展营销技能专业，为当地建立充足的营销队伍，提供强力支持。
第四 建立政府主导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1）优先发展农业专业的免费职业教育
从国外农业专业的职业教育来看，有关农业专业的职业教育都是免费的，即由各级政府资助。法国设立了350所公立、私立农业技术中学，每个学校都有实验农场，其经费由农业部和地方政府提供。参加学习的农民不但不交学费，而且政府还向学生支付报酬，由政府和有关农业专业协会组织的基金会发给差旅费、食宿费。500小时以下的工资由雇主负担160小时或4周的工资，约占33%；超过500小时，雇主负担头500小时或13周的工资，其余部分由国家支付。
欧洲各国对农民职业教育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都很严格。各国政府主管部门都设立了考试委会。英国甚至规定了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这些职业资格考试都有一定淘汰率，一般达20%。发达国家对农业专业的职业教育实行政府主导的免费教育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是因为农产品事关食品安全，真正体现了民以食为天的原则。
我国农业职业教育才刚刚起步，农民职业资格证书还没有实行；农产品的质量很低，药害、肥害、机害十分严重；70%的现成新技术不能推广或者推广速度很慢；很多农产品出口达不到发达国家质量标准，农药、化肥残留不但没有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农业经营方面，大多数农户还处在原始阶段，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劳动力很少。而美国农业生产和服务劳动力之比为1：9。日本达到1：1。我国农业生产与服务劳动力之比是美国的倒比例，从事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劳动力约有3000万人，即使增加3倍，达到1亿人也不为过。
农业专业的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可定为现代家庭农场主（种植业、养殖业）、农业工程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农业经营管理者（农业金融、财务、机务、信息技术、人事、法律）、农产品经营代理商、经纪人、农业企业家等等。
农业专业职业教育的突出问题是招生很困难，农民不愿花很高的学费送子女学农业专业，实行免费农业专业职业教育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2）大力倡导和发展渗透型职业教育
农村的职业教育要从小学就开始倡导渗透型职业教育，初中阶段更是实行渗透型职业教育的最佳时期。所谓渗透型职业教育，就是在初中教学计划中增设初等职业教育课程，使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任务的同时学习比较容易掌握的职业课程，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例如服务员、售货员、旅游导游员、计算机打字员、农业机械（驾驶员）、电子、建筑、玩具、民间工艺品、服装、种植、养殖等等。
我国农村每年约有800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虽然不到就业年龄，但大多跟随成人从事职业劳动。如果通过渗透型职业教育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或者培养某种职业兴趣，必将对其职业生涯产生重大影响和提高其职业素质。
（3）试验推广初中后义务职业教育
所谓初中后义务职业教育，就是对读完初中不愿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延长一年学制，增读初级技工课程，免收学费，继续实行义务职业教育。也可称为“9+1”模式。这种职业教育模式的优点是迅速普及职业教育，对最先就业的初中毕业生进行了初级技工教育，保证了新增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当然“9+1”模式要求政府增加职业教育投入，对财政收入比较困难的县区，需要中央、省和地市政府加大扶持措施，但对就业大局而言，这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贫困地区的打工人员最多，也最需要向非农业转移富余劳动力，试行推广义务职业教育可成为脱贫致富的最有效措施。
山东正在实施的“技能扶贫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从2005年起，每年由政府资助6000名城乡贫困家庭子女就读技工学校，扶贫对象是农村人均年收入800元以下的家庭和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可送1名年龄在15-22岁、初中文化、有就业愿望的子女入学。把技能扶贫模式扩大到各地农村，把职业教育学制缩短为1年，必将对解决“三农”问题产生突破性的作用。
（4）建立政府主导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所谓政府主导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就是政府要进行深层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出资为新增劳动力购买职业教育资源，普及初等技工教育和农业专业职业教育。我国农村每年有800万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学生，势必形成数量巨大的职业素质和职能技能低下的打工大军。如果仍凭市场调节，显然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这是因为这些相对贫困的家庭没有能力支付以盈利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学费，只有在政府主导下发展非盈利的职业教育学校才能解决这一重大社会问题。
政府主导型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如何筹措是一个大问题，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重视到什么程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确立以人为本、人才强国的战略思想，职业教育投入就可挤出来，财政蛋糕就能切出一块来。如果认为职业教育是软任务，不着急，慢慢来，就不可能筹措到充足的经费。其次，现在人才流动性很大，贫困县投入经费培养了大批技工，很可能流动到珠三角、长三角，得大利的是用人地区。因而职业教育投入具有全国一盘棋的效应，仅靠县级财政投入并非公平，建议中央财政予以综合平衡，对输出劳动力较多的地区应给予转移支付，扶持该地区的职业教育。同理，省地（市）级财政也应支持县级职业教育，使输出技工的地区得到补偿。
第五 农村职业教育的新增长点在于向非农产业转移
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就业教育，而不是升学教育。农村职业教育的就业目标在于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初次就业者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就是减少农业劳动者，将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并应优先考虑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发达地区。这正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新增长点。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难点是，职业学校应对工业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进行预测调研，大力发展定向和定单型职业教育，特聘用人地区、用人企业的专家兼职教学，联合用人企业定单办学，选择用人企业作为实训基地。建议国家支持跨省市、跨地区联合办学，对联合办学的职业学校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有力支持，设立跨省市合作职业教育专项计划，使大规模打工大军逐步纳入规范的职业教育轨道。
6、改革职业教育体制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
由于大学扩招和“高考重于一切”的社会影响，使人们对职业教育产生了错觉和误解，误认为职业教育是“二等教育，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特别是大批技工学校属劳动部门管理，更使人觉得“不正规”、“不正宗”。加上当代青年流行的“不愿当工人”、“不愿当蓝领”错误倾向，使得职业学校，尤其是技工学校招生越来越困难，招生成本越来越高。据了解，不少学校每个学生的招生成本高达500元，这就更加加重了职校学生的经济负担，使职业学校的学费不断提高，热门专业的学费与大学学费相当接近，这是市场失灵的反映。如果任凭市场化、产业化、无控制、无调节的发展，职业教育就不可能变成平民化大众化的就业教育，而成为办学投资者的生财之道。
建议国家改革职业教育体制，将所有职业学校统一归口为教育部门管理的现代教育系统，实行与普通教育相同的统一招生、统一录取、统一收费标准、统一实训基地、统一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统一推荐就业的管理制度。
改革高等职业教育体制，使高等职业学校纳入高考招生系列（分数线可有差别），将普通高校的大专层次纳入渗透型职业教育模式。使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校实现同等学制等值化，并颁发等值毕业证书。
第七 修改《职业教育法》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是1996年颁布的。当时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部法律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今天，市场经济已有长足发展，并且我国已加入了WTO，实现了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职业教育也应如此。
建议修改《职业教育法》，其要点如下：
──在我国农村对未升入高一级学校的青年实行初中后一年制义务职业教育；
──在我国城市对未升入高等学校和其他学校的青年实行高中后一年制义务职业教育；
──各类职业教育均应以支持就业作为教育目标；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把职业教育作为促进就业的战略措施和执政为民的重大政务；
──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支持跨省市跨地区合作的职业教育，协调职业教育招生、就业和就业者跨省市地区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有关事项；
──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支持中外合作合资办学，为中外合资与独资企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实行统一的招生、录取、收费标准、学业证书和推荐就业制度，实行同等学制等值化和统一归口教育管理的体制；
──职业教育的学校布局和专业设置应实行省市级统筹、平衡（改变县级布局所造成重复、生源不足，就业集中等问题）。
第八 开展职业教育社会宣传活动
当前，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流行各种误解，使家长和学生极易陷入认识误区，建议国家组织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发动各类媒体宣传新型教育观、人才观和择业观，引导人民群众重视职业教育，支持职业教育；宣扬职业教育的社会贡献和职业教育的成就；宣扬职业教育人才创造的丰功伟绩，造成一种有利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大气候和新风气。
（注：引文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