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

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高度体现

——基于统战工作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蔡滨

中国共产党在其八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乃至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今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组织、建立、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使统战工作成为民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的“政策中枢”。由于统一战线是为了完成党的历史使命，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而结成的政治联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它极具广泛性和包容性，因而统一战线往往能成为民主政治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多数人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和核心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组成和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但最大限度的体现其广泛性和包容性却是始终应该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方面，统一战线中往往包括若干个政治联盟—政党联盟、阶级（阶层）联盟、政治集团和社会团体、群体的联盟及其相互交叉的广泛的联盟和同盟，它们在共同的社会权利基础上进行不同层面的联合与合作；另一方面，统战工作的实际开展，又往往是非常艰苦、细致、具体、烦琐的，甚至连一个山寨、一座炮楼、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成员都不能轻易放弃。讲包容性就要讲求同存异原则，讲相互的体谅包容；包容性体现人本尊重，搭建和谐架构，营造民主氛围。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广泛性高度一致。

大革命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政治力量都应该吸收进来，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框架之下，为实现革命的总目标进行广泛的合作。在中共“二大”前后，建党之初确定的“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立场开始有所转变，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根据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后能够建设民主政治”，“……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其具体方针和策略在此后的国民革命中基本得到贯彻实施。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工作的开展具体深入到了黄埔军校、革命军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战线性质，中共建立了特别支部，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党员，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一团结革命军人的统一战线组织。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的统战工作，使一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国民党员在以后的国共斗争中，对共产党给予了同情和支持，甚至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共在“五卅惨案”后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领导了上海总罢工。在领导省港大罢工当中，中共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加强广州和香港工人的联合与协作；派人下乡发动农民，协助工人封锁海岸，查禁日货，加强工农的联合；在政治上团结广东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保护其利益，争取他们同情工人的斗争；对华侨的商务活动，给予方便，争取华侨支援工人的斗争。这些统战工作的有力开展，扩大了反帝联合战线，大长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在国民革命期间仅湖南、湖北的工会会员就发展到30余万人，许多地区还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全国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同时还建立了农民武装。

然而，中共党内不断出现的右倾和左倾错误加快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步伐，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进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获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中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阶级成分和政治势力对革命的态度，深刻总结了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内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若干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指明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关于放手发动、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的策略思想；关于在农村中坚决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之阶级路线的策略思想；关于建立农民政权以强化工农联盟的策略思想；要正确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妥善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策略思想。这些早期的统战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主体，对其它阶级、阶层、社会贤达、国民党左派等政治力量和国民党军队也进行了大量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力争吸收它们进一步壮大统一战线。经过毛泽东多年的探索，制定出一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精神，坚持三大政策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对其反共反人民的猖狂势头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八七”会议后，中共发出一系列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决议和指示。以二十六路军起义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持续不断的弃暗投明，是中共在革命处于低潮时统战工作的重大胜利，为红军增添了生力军，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沉重打击。另外，中共还积极团结以鲁迅和“左联”为代表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和团体，组成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进步思想，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然而，在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曾长期在全党占据支配地位；他们排斥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轻视工人阶级以外的包括农民在内的其它阶级和政治力量，几度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到重创，陷入极其被动的危险境地。这种被动局面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才得以彻底扭转。遵义会议也成为中共历史上体现党内民主的一个里程碑，为确立“坚持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历史性飞跃，它在广泛性和包容性方面产生了重大突破。当时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也就是要把凡是主张抗日的爱国进步力量都团结、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这一广大的政治联盟中，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民主的进步力量是中坚和骨干力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这一联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和爱国将领是应该积极团结、争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些有爱国心和民族忧患意识、主张抗日的土匪、地方武装以及一些散兵游勇都成为积极争取的对象。中共采取的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同时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这里体现的求同存异原则不仅限于“求大同存小异”，实际上还包括“求大同存大异”，例如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合作抗日”是国共两党的“大同”，中共所代表的工农联盟的先进性、革命性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性是两党的“大异”。不管过去积怨多深，国共两党都应该在大目标下统一起来。“大同”和“大异”的平衡通过“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进行调整，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另外，中共还提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1]，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地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些理论和策略使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得到进一步扩展，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团结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重大转变；（2）组织、领导了营救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运动，团结了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3）与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等国民党地方势力确定了合作关系，以局部合作抗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4）支持、帮助民主人士和有关党派团体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人数最多的参政党--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主张，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的最高体现；只有实现这一主张，才能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具有的广泛代表性和最大包容性的优势。抗战胜利前后，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不断巩固，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革命也进入了一个“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民主政治异常活跃”的新的历史时期。各民主党派的相继成立、以爱国民主人士为主的国民政府“参政员”代表团对延安进行的访问、以及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举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了浓重的铺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亲力亲为地做统战工作，同国民党上层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工商界、新闻界、妇女界和国际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往；为了表明中共对和平的诚意，甚至多次去拜会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大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不放弃和谈的任何一线希望。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自己的统一战线策略，明确提出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2]，并在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战略总攻前夕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治国方略。从解放初期到现在，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提升统战工作的战略高度，也给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就其广泛性而言，统一战线不是一个大“拼盘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就是统一战线广泛性的集中体现；对其包容性来说，在“求同存异”原则下，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把民主党派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把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等，这些使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基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党的统战工作理论和实践得以不断创新，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政治家、战略家的雄伟气魄，站在中华民族振兴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高度上提出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概念，就是在“拨乱反正”以后，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邓小平为新时期统一战线赋予的重大内涵，是对统一战线理论创造性的发展，其大联合、大团结的基本精神，使一切热爱祖国的个人、团体、政党、组织，不受社会制度、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限制，都可以、都能够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使加入到这个联盟的所有人,都能在“爱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个大目标之下统一认识，施行联合与合作，都能沐浴社会主义民主的阳光，使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有效落实到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知识分子、宗教信仰、少数民族、港澳台及海外爱国人士，是真正的“大‘爱’无疆”，从而使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延伸。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爱国者的范围是很宽广的，包括蒋经国在内，只要台湾归回祖国，他就做了爱国的事。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3]在1990年第十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指出“今后统一战线不但不能收缩，而且还要扩大和加强”；他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作了新的诠释：“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服务。”^[4]这实际上也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宗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共在统一战线史上的浓墨重彩，成为“一国两制”的率先垂范；1999年澳门相继回归、海峡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由民间到政党的友好往来及其不断发展，这些统战工作的重大成果成为爱国统一战线广泛性和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5]；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6]继续强调要“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方针、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保障人民民主而赋予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共历史上组建的历次统一战线中，爱国统一战线从组织成分、组织形式到目标、任务，处处体现了其广泛代表性和最大包容性，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高境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将领导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两面旗帜，迎来一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更加灿烂的春天！

作者简介: 蔡滨,民盟山东省科学院支部主委，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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