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文化运动中的“救国会”
-------纪念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七十周年
王健
今年5月31日至6月1日，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70周年。我作为救国会纪念委员会(由沈钧儒等9人组成)至今唯一留在人间的委员，觉得有责任把救国会在救亡文化运动战线上的斗争历史简要地写出来，以飨读者，以慰救国会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办刊办校唤起民众抗日救亡
救国会所以能在救亡文化运动中开辟第二战场，起到推动全面抗战的作用，这不是只凭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一纸动人的宣言就能奏效的。它自始至终是和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并且在成立之前就有着长期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向关内步步深入，国民党政府节节后退，对共产党由军事围剿进而文化围剿。这个时候，有血性、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觉醒，并进一步行动起来。他们举起爱国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唤起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在社会上树立了威信，成为爱国群众的榜样。
邹韬奋在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后，与胡愈之、杜重远等人合作，把一个少谈政治、迎合市民趣味的刊物变成了谈论国内外时事、宣传抗日救国的大众读物。1932年，他进而创办了生活书店，联系了党内外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作家，出版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亡的通俗读物和马列主义入门的书刊。1933年，《生活》周刊因刊登支持在福建的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的一篇短文而被停刊。这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邹韬奋处境危险，被送出国暂避。继后，由胡愈之、杜重远筹划出版《新生》周刊。不到一年，因登一篇短文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抗议，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即筹划于11月出版了《大众生活》，发行二十多万份，但只有三个多月的寿命，继而改为《永生》，四个月后又被查禁。之后，他又创办《生活日报》。邹韬奋和生活书店这种顽强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
李公朴于1930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深感要唤起民众必须提高文化素质，要从教育入手。他不去大学教书，却致力与平民教育。1932年他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书馆，接着又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妇女业余补习学校，招收的学生是青年工人、学徒、失业青年。两年间，图书馆读者由二三百人增至两万多人;补习学校增设七个分校，学生四五千人。图书馆设读书指导部，并在《申报》开辟读者问答栏。李公朴请了地下党员柳湜、艾思奇、夏征农、廖庶谦参加指导。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李公朴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后又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部”，出版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胡愈之在《忆公朴》一文中说:“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读过补习学校的学生，有一两万流通图书馆的读者，他们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一书里也说:“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蒋先生，据说根据确实的报告，对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补习学校；还有--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份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那个补习学校的爱国青年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的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使该校成为民众运动的大本营，所处地区虽属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众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遍及全国的。至于《大众生活》那更不限于上海一隅，是海内外不胫而走的。”
蒙冤入狱策动少帅联共抗日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青年时代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窑业公司，以国货抵制日货。他被推选为奉天商会副会长，与上层名流高祟民、阎宝航等人相识，成为东北工商界如名人物。他深得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赏识，1929年被邀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实业救国的希望破灭，思想发生突变，从而走上新的征途。在北平和高崇民组织东北抗日救国会，支援马占山抗日。后南下上海，结交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人，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之中。
上文提到由胡愈之、杜重远策划出版的《新生》周刊上曾发表一篇短文，题目为《闲话皇帝》，经国民党书刊检察机关审查，并开审查证同意放行。然而日本当局寻机挑衅，说是有意侮辱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通过杜月笙、潘公展疏通杜重远，让杜把责任担起来。杜重远考虑到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不能不作出一些妥协。上海法院开庭审理，对杜从轻处理。日本当局不服判决，国民党最后屈从压力，判处杜重远一年又二个月徒刑，《新生》也从此停刊。
杜重远蒙冤入狱，正好主管监狱的蔡劲军是杜的旧友，所以杜在狱中受到特殊待遇，并享受随时接见来访者的特权。胡玉枝、高崇民经常去看望他，并一起研讨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东北军联共抗日的问题。杜重远写信给张学良，劝他“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应该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举起看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杜重远和西北军人士也早有来往，杜介绍高崇民去西安，成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联络人，对张、杨之间的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2月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后转到上海，他独自驾车把正在虹桥疗养院疗养的杜重远接到郊外偏僻地方密谈。他告诉杜重远：“东北军与陕西红军合作抗日已取得协议，中央派了重要干部秘密住在张学良司令部。”同年4月杨虎城借医治牙痛的机会，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朝夕相处，共商联共抗日大计。9月8日，杜重远刑满出狱，10月间去西安与张、杨会晤。张、杨对杜表示了两军联共抗日，不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
救国会还有一批当时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有教授、学者、律师、教育家、实业家，如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他们著书、写文章、办教育、发表演讲、组织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发动广大基层群众，呼吁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特别是著名法学家沈钧儒老先生，当时已年过花甲，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主张民主政治，保护人民权利。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深受各界人士敬仰。他是大家公认的“爱国老人”。
加入签名毛泽东支持救国会
救国会和共产党是血肉相连的。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在白区加紧文化围剿。上海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已不存在，但党的地下基层组织仍在继续作战，他们团结爱国人士共同开展工作．夏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上海地下党失去了上级领导，工作是艰苦的，当时形势逼着你非接触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逼着我们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入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当时党领导的“社联”和救国会合作，深入到各行各业起着骨干作用。
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运动，像一团烈火点燃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钱俊瑞、薛暮桥、沈兹九等二百八十余人立即发表救国运动宣言，继而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之前，沈兹九、史良、罗琼、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王孝英等已成立了妇女救国会。沈钧儒、周新民、曹聚仁、吴清友、潘大逵、张定夫等成立了大学教授救国会。沙千里、杨延修、顾留馨、石志昂、潘仰尧等成立了职业界救国会。陶行知、戴白韬、刘季平等成立了教育界救国会，张劲夫成立了国难教育社，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建云、陈波儿、袁牧之等成立了电影界救国会。此外还有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1936年1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接着全国各大省市各界救国会也纷纷成立起来。同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他带来四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即“同当时上海各界群众救亡运动的负责人沈钧儒等取得联系，传达中央政策，并同他们建立经常关系”。逢到上海后即与沈钧儒、胡愈之、章乃器等取得了联系。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上海各界群众六千余人，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卅”惨案11周年，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其他省市各界救国会的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到会者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七十余人。会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最后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扬等十五人为常务委员。后来，党中央又派潘汉年与全救会联系。
全救会成立后与各党派取得联系，推动联合抗日；同时打电报给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并派人同各地实力派进行接触，宣传全救会的政治主张。此时“两广事变”发生，李宗仁等主张反蒋抗日，要求全救会予以支持。全救会派杨东莼去见李宗仁等人，阐述全救会的主张:以民族大局为重，“内争不能再有，御侮不能再缓”。全救会的宗旨是继续发动群众，掀起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但是，全救会成立的第二天，上海市长吴铁城就表示不予承认，威逼沈钧儒等解散救国会。沈钧儒等声称“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宋庆龄对国民党当局破坏救国会、威胁救国会领袖的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并表示:“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
同年7月中旬，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不久，毛译东给沈钧儒等4人复信，对他们发表的文章以及全救会的主张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同情，最后表示:“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奔走呼号救亡运动走向世界
这个时期，上海工人救国会宣布成立，并发表了通电。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帜极筹备成立，负责人有孙晓村、曹孟君、狄超白、千家驹等。该筹备会和王昆仑、许宝驹、张西曼等经常保持联系，并受到冯玉祥、李德全的关注。
8月间，全救会在华南区成立总部，总部设于香港。在华南区总部的指导下，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8月31日到9月6日，世界青年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全国学联派陆璀参加。在沈钧儒、李公朴的策划和资助下，陆得以成行。当时在伦敦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的陶行知也到日内瓦参加了世界青年大会。陆和陶在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得到了世界青年的同情和支持。9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国际反侵略大会。全救会派钱俊瑞参加，陶行知也应邀出席。他们在会上谈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决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不可阻挡。其间，陶行知、钱俊瑞、陆璀和巴黎华侨领袖共同发起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国的侨胞代表和来宾四百余人。旅居其他国家的侨胞也纷纷来函来电表示祝贺和拥护。10月中旬，陶行知和陆摧到达英国，在伦敦、伯明翰、剑桥等地多次参加了在英华人、申国留学生和英国青年学生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介绍了申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1月上旬，陶行知和陆璀到达纽约，参加了各华人团体组织的欢迎会、座谈会，他们介绍国内局势和救亡运动情况，到处引起热烈的反响。其后，在爱国华侨和美国的支持赞助下，他们又到美国其他地方，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信息传遍了美国各地，推动了爱国华侨的大联合。
日寇施压国民党逮捕“七君子”
9月初，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秘密谈判，日本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中日合作防共、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等亡国条件。南京和上海救国会分别发表《为中日问题敬告同胞》和《为中日外交己到最后关头宣言》向爱国市民发起广泛的签名请愿运动。与此同时，全救会发表宣言，呼吁援助绥东抗日，并组织三百多支宣传队共约二千余人，走上街头募捐，散发宣传品，扩大抗日救亡宣传。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全救会组织上海各界群众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中途被国民党军警阻拦，军警用铁棍、刺刀殴打群众。妇女队伍走最前列，不少妇女被打伤，史良因在队伍前列与军警说理斗争，所以受伤最为严重。次日，全救会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沈钧儒报告“九一八”纪念日发生血案经过。舆论界纷纷声讨国民党军警的暴行，并登载史良被打伤的照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纪念“九一八”发生惨案通电》及《告全国同胞书》。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全救会和上海文化界有关团体发动各界群众举行悼念仪式。宋庆龄、蔡元培、章乃器、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讲话，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事迹。上海各界群众六七千人为鲁迅送葬，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胡愈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等参加了送葬，并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一路上，群众高呼口号葬礼成了一次抗日救亡的示威大游行。
11月12日，全救会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举行群众性的纪念大会，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相继发表演说。一位日本纱厂的女工登上讲台，控诉日本厂主对工人的种种剥削和残酷压迫。在场群众义愤填膺，立即组织后援会，支持工人罢工。会后，沈钧儒发表《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一问。六天后，日本丰田纺织厂船津总务到市政府找市长吴铁成和秘书长俞鸿钧，要求“取缔隐藏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下午，日本驻沪领事寺崎再找俞鸿钧，提出要“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及其他五人”，镇压“大学的危险分子”。11月23日凌晨二时许，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当时陶行知在美国，政府发了通缉令。五天后，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曹孟君被宪兵司令部逮捕，罪名是“赤匪嫌疑，危害民国”。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后，俞鸿钧通知日本总领事馆，说明这是“不顾法律常规加以逮捕的”，“希望切勿登报”。沈钧儒等七人被移交苏州，押在江苏省高法看守所（史良被另押女看守所）。当时国明党和日本虽未登报，当“七君子事件”很快成为闻名世界的重大新闻。
投案入狱宋庆龄营救“七君子”
全救会立即发表《紧急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政府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人。全国各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立即掀起营救“七君子”的高潮。北平各大学决定罢课两天，并派代表赴京情愿要求立即释放爱国领袖，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活动中，杨明轩、徐彬如、韩卓儒、李黎等发表宣言，并组织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释放绳钧儒等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也驰电营救“七君子”。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爱国领袖。其后，经周恩来出面，“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七君子”入狱八个多月，经过两次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在法庭上七人先后答辩，逐条驳斥高等法院《起诉书》，据理相争，把法官变成被告，把法庭当成宣传抗日救亡的讲坛。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派杜月笙、钱新之出面调停，对七人进行劝降，提出只要走一趟反省院即可恢复自由。“七个人是一个人”，他们的态度是“爱国无罪，亦无反省之可方”，“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吾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与个人人格有损，万难接受”。
陶行知和陆璀在美国发动知名人士和华侨领袖签名营救活动，陈铭枢、方振武在海外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几家杂志的主笔等16人致电蒋介石，对“七君子”的被捕表示深切的关怀。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也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沈兹九、胡子婴等16人为营救“七君子”，共同签名向江苏省高等法院呈文具状，自愿要求投案入狱。1937年7月5日，在宋庆龄的率领下，胡愈之、沈兹九、胡子婴、张宗麟等12人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宋庆龄意正言辞的对首席检察官说：“如果他们七人救国有罪，则我们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检察官无可奈何，只能说投案者没有证据，法院不能受理。宋庆龄一行决定回沪补递证案后再来苏州。
两天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突变。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孙晓村、曹孟君在南京也相继恢复自由。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看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政协会上与共产党密切配合
八年抗战，全救会的同志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与各民主党派合作，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一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全救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鉴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决定组织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以下简称“人救会”），制定新的政治纲领，选举以沈钧儒为首的新的领导机构。“人救会”连续召开了几次会员会议。在一次会议上，适逢原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的柳湜从延安到达重庆。柳湜报告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情况，特编谈到了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他说：“中国的抗战时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毛主席对救国会给予高度评价，使全体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于八月底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历时43天，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召开了有国共两党和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的政治协商会仪（救国会是民主同盟组成部分，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五项决议，倡议建立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政协会议结束后，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大会主持人。五项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国民党撕毁，同时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只有寄托予中国共产党。
三年解放战争中，“人救会”和其他民主党派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民主运动，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救国会于12月18日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会员和各民主党派认识。沈钧儒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赶来参加会议并即席讲话。胡愈之宣告，中国人民救国会已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光荣结束。会上发表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最后宣布了由沈钧儒等9人组成纪念委员会，以办理救国会的永久性纪念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