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和他提出的“耿车模式”
1986年，“耿车模式”响彻大江南北，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苏南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当年9月20日，时任耿车镇党委书记徐守存一行5人作为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小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与天津“大丘庄”、广东白腾湖一起，向全国的经济学者、媒体共同介绍发展成果。
耿车，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苏北穷乡，当年是如何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并得到中央重要媒体的青睐？又如何在一夜之间名扬全国，短期内引来了各地10多万名参观者？
这与费老的极力促成和助推无不相关。这其中，既有费老的辛勤与汗水，更有他的魄力与胆识。
“草根经济”，描就发展“眉目”
1983年3月，“耿车模式”的创始人徐守存书记从江苏宿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调到耿车乡（现称镇）做党委书记。“当时的耿车乡被称为‘讨饭乡’，当地流传一首民谣：春天白茫茫（盐碱地），夏天水汪汪（水灾重），糠菜半年粮，到处去逃荒。”面对这样的一个穷乡，徐守存上任伊始就开始寻找“穷”的原因。
徐守存在调研中发现，耿车村是耿车乡的座下村，人平仅6分土地，但日子却比其他村过得好，主要原因是有不少村民在做贩卖塑料、废铜、废铁等。他率时任耿车镇工商公司经理的关德亮等人到浙江一带考察，回来后，引导耿车人学习温州人的做法办起了塑料厂，生产塑料桶、塑料盆等生活用品。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家庭，和一些经济实力不太强但有技术的家庭也开始联合起来办厂，把生产的铝粉、铜粉等通过徐州销往日本。
老百姓发展起来了，村里、乡里也要发展，也要办企业。当时耿车村有一个装饰板厂，规模很大，但办厂不到3年时间就亏损倒闭了，并负债200多万。为了救活装饰板厂，徐守存高薪请来了上海扬子木材厂临近退休的负责销售、设备、技术管理的3名“高管”人员，多次找到县领导，最终协调到一部分启动资金。
通过一个月的招兵买马、技术培训和资金注入后，装饰板厂又开始新一轮的运作。1985年5月份投产的装饰板厂，到当年底就赢利16万元。这个消息像炸弹一般在耿车炸开了，有的银行找上门来要求贷款给装饰板厂，扶持装饰板厂增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之后，装饰板厂每年赢利都在8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赢利高达120万元。
龙头企业的死而复生，带动了一批乡办企业上马。服装厂、电扇配件厂、碳素厂、农机修造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伴随着这股全民创业热潮的兴起，耿车企业数量和产值也在节节攀升，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84年耿车乡村办企业26个，户办联户办企业2548个，到了1986年已分别达到59个、4567个。企业产值也由1984年产值2111万元上升到1986年的4691万元。基本形成了以“四轮驱动，双轨并进”为特色的发展模式，即：在乡、村、户、联户的四个层次上办企业，在镇、村集体所有制与双层经营的家庭和联户所有制的双轨上运转。
费老关怀，成就“耿车模式”
对耿车发展经济的做法，费孝通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几次来到耿车调研。
1985年，费孝通来到淮阴（现更名为淮安，当时宿迁归淮阴属地管理）等地就乡镇企业深入实地调研。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对耿车发展经济的做法很感兴趣，亲自来到耿车，深入乡村组，挨户走访调查，那一幕幕抱着农户的孩子边走边聊、与地摊小贩促膝交谈、和普通农民一起喝水吃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感人场面，耿车人至今仍是激动不已，常常于言谈间掩饰不住敬仰和钦佩之情。调研后，费老对耿车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
1986年，费老再次来到耿车调研，他把耿车的做法和当时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做了对比，认为这是苏北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鼓励徐守存要“把农民的商品意识培养起来，引导农民进入商品经济大潮。”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费老回京后，立即把“耿车模式”向《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作了推介。
198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时任淮阴市政府秘书长李阳的长篇通讯《耿车模式诞生记》，同时配发了短评《好一个“耿车模式”！》。李阳在通讯中描述耿车发展经济的做法是“四轮驱动，双轨运行”,就是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协调发展。怎样协调发展？做法是“大的集中上水平，小的分散进家庭，大轮带着小轮飞，小轮推着大轮转”。同年11月15日，新华社《经济参考》登载了《“耿车模式”调查》。
1986年9月24日，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等十几个单位在北京举行“耿车模式”研讨会，徐守存重点介绍了耿车发展乡办、村办企业的做法。中国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特地放下手边的事参加讨论会，并作出题词：“为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创造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人采访此事并连续3天在早上的黄金时段对“耿车模式”进行了报道。
9月26日，《人民日报》以“耿车模式有较大适应范围，首都专家学者肯定耿车乡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为题作了报道。
当天晚上，一同应邀在北京参加研讨会的关德亮一行忽然接到一个让他们振奋不已的电话，“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邀请我们到家里见面！”关德亮声音颤抖地说。他们都知道，当时80多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却能够在这个时候邀请他们到家里见面，可见费先生对耿车发展寄予了多大的希望。“费先生当时住在民族学院宿舍楼2幢4单元”，关德亮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费孝通先生的住址。他说进门以后，费先生就像见家里人一样，首先向徐守存询问了他们在京几天的生活，并解释前几天因为身体不适没能亲自接待他们，接着就是几十分钟关于“耿车模式”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讨论。讨论结束后，费先生为“耿车模式”欣然题字：“大胆探索，因地制宜，为乡镇企业创造新的模式”。
传统模式，需要扬弃和创新
费老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而且是全方位的。他一生重视实地调查，深入探讨了中国的小城镇问题，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做出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其中，“小城镇、大政策、大学问”，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理论，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
费老通过调研还概括总结提出了“模式”理论。指出：“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一理论要求我们从全面的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实行分类指导、分层发展。当然“模式”容易固定化，费老又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在发展模式的概念中注入了动态的观点。
“耿车模式”之所以成功，因为它凝聚了智慧与力量，使得它显示出了非凡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耿车模式是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的模式，从而为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首先，它引导人们冲破自然经济思想的束缚，摒弃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培植商品经济意识，使乡镇企业的农民具有商品经营的头脑。其次，根据自身现有的生产力水平选择所有制结构。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不贪大求洋，而是立足实际。再次，积极扶持商品经济运行中的能人，通过他们来带动不同层次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第四，大力发展城乡联合，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由于本地区中心城市经济技术辐射能量小，就必须积极与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与区域外的企业群体、科研机构协作，远距离吸收大城市的经济技术辐射。
20多年过去了，“耿车模式”没有如同人们希望的那样得到逢勃发展，特别是与“温州模式”相比相去甚远。“耿车模式”缘何兴起，又缘何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深刻的是文化因素。
正如2004年时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在检查、调研耿车工作后指出的那样：“耿车模式”是适合当时耿车乃至苏北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历史价值不可低估，不可抹杀，不可否定。但是由于观念保守，固步自封，小富即安，小进即止，机制不活，体制僵化，政府职能错位，服务缺失等原因，“耿车模式”没能从“盆景”长成“花园”乃至“森林”，不仅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发挥，而且耿车发展也没有很大的起色。“耿车模式”走向衰败的原因，其背后是体制、体系、机制、制度和人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没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封闭的模式”，最终也丧失了创造力和生命力。
“耿车模式”是宿迁发展的一个缩影，总结“耿车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该采取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的“扬弃”态度。重新审视本土文化，扬优弃劣，兼收并蓄，融合创新，通过播撒和张扬一种进取精神和致富欲望，加快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创业文化，以开放的文化之力凝聚发展的强劲动力，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这就是我们秉承和弘扬费老深入实地、志在富民的优良传统、快速进行“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也是“耿车模式”的精髓和我们重审“耿车模式”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