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要留清白在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的史良
（一）在十年内乱中经受考验
从1957年到196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由于中共工作指导方针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时期，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克服困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继续前进。1966年，民盟中央机关接到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通牒”，自动解散民盟组织。史良也受到冲击，她的家被抄，还被勒令检查、交代问题。此后，因周恩来等党内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力争，史良才免受进一步的迫害。尽管接连受到不公正待遇，史良始终保持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她把参加劳动当作锻炼身体的手段。她坚信她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会很快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黑暗总要过去，光明一定会回来！
即使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史良依然保持着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质，还时刻关心着身处逆境的战友和同志。在处境困难的日子里，史良接见了当时被划为“右派”的盟员钱伟长，亲切地询问他的情况及其他很多盟员的情况，一直谈了两个多钟头，但谈话中从不涉及她自己，只关心别人。
（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文革”结束，中共中央统战部向各民主党派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指示。民盟随即酝酿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召集人为史良。在最初两年的工作中,史良等民盟领导迅速恢复、健全了各个工作部门，为它们配备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事变化情况进行调查，仔细地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蒙冤盟员的工作。但是，在这两年里，由于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不明确，在对待民主党派问题上，“左”的余毒在民盟内尚未肃清，因此，民盟的工作困难甚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都遇到不少阻力。然而，史良仍旧克服了种种困难，积极组织各界力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当地中共组织反映情况，锲而不舍地把落实政策的工作一抓到底。
1979年4月20日，已故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平反昭雪大会隆重举行；8、9月份,又分别举行了民盟中常委刘清扬、副主席吴晗及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刘王立明、浦熙修等5583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盟员恢复名誉。经过复查后获得改正的盟员，占当年盟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总数的97%；同时，《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也得到了平反，在史良看来，这两个文件的出发点和内容都是可取的，不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落实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盟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以优异的工作成就或发明创造做出了贡献。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史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心系新时期民盟建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民盟上下一致的衷心拥护。为了跟上这一大好形势，更好地开展民盟的工作，中国民主同盟于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她指出，为了切实地把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上来，要实现几项任务：第一，积极推动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第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做出新贡献；第三，推动成员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第四，扩大联系，广泛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要开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联系工作；第五，继续整顿组织，适当发展组织，充实干部队伍。这次大会正像史良在开幕词中预期的那样，开成了“一个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动员全盟同志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的誓师大会”。大会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此时的史良已经80岁了，身体大不如前，但是多党合作事业使她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史良的主持下，民盟的自身建设和面向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等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开拓性的进展。到1983年底，除西藏、台湾外，民盟在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恢复了组织，民盟的县、市委员会由“文革”前的97个发展到150个，基层组织发展到2300个。史良还重视调动盟员的积极性，经常鼓励盟员：“民盟作为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为‘四化’服务，大有所为。”
由于史良的崇高威望和她为民盟工作作出的贡献，1983年12月，史良再次当选民盟中央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主席。在民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史良抱病坚持参加大会，当她坐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史良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些会议已无法亲临会场，但她总要递交书面发言，为民盟的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
在这六年中，民盟中央在史良的带领下，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就智力开发、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向中共和政府反映情况。民盟中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大多为中共和政府有关部门所重视和采纳，尤其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系列建议，为中共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少省、市民盟组织紧密联系当地的实际，配合中共党委和有关部门，发动盟员为各项建设事业献计献策，改进工作。例如，民盟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案的建议，组织盟内有关专家就城市规划、建筑建设、园林绿化、防止污染等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民盟上海市委组织从事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的盟员，就保证上海经济的增长速度、发挥对外贸易的优势、轻纺工业的技术改造等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使民盟在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主动、积极的作用，为中共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化、民主化的依据。
结语
六十三年前，新华社曾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指出：“中国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乃是民盟的光荣。”六十年如白驹过隙，倏忽一瞬间。抚今追昔，追思先贤——史良，这位外表清丽、举止俊雅的美丽女性，这位性格倔强而坚强的时代女性，这位在旧中国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律师，在新中国走上部长岗位、担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巾帼英豪，她的一生是极富传奇的一生。她以民族为重、以国家为重，追寻民主，团结四方，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思之，应景仰其风范，学习其精神，继承其志业。（作者王瑾，系民盟上海市多党合作理论与盟史研究会会员、民盟普陀区统战理论研究组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