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
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
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四）取销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
十、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一）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二）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光明报》社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陪都重庆成立，其成立宣言和对时局的主张"十大纲领"，从双十节即已于本报广告栏刊布，连日所得各方反响极好。或者对于国家前途，能够尽他们的力量，争求一些光明。这应是在同盟里面的人，和在外面的朋友所同希望的。
关于这一组织的成立，凡是熟悉抗战以来国内政情的人，不待申说，都已明白。只是在海外这地方，隔得远些，或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不妨根据所知再来申说几句。
第一、这是一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宣言中说："本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正揭出此层意思。
第二、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党之外，政治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什么时势需要？就是不要以内部不合，坐失国家翻身的时机；在宛转尽力卒未有补以后，爰自为结合，以企求全国合作之卒得成功。宣言中"爰自为结合，以作全国团结之始；将以奉勉国人，先互勉于彼此之间"。两句说的甚明。
第三、第一联合，实在由来之久，不是偶然出现的。自抗战起来后，平素不甚相谋的各方面都到中央共商国事，散在四处的人不觉都聚拢来。一面与政府不断保持接触，一面彼此间更相联络。中间经过一度争求宪政的运动，和时常受党派问题的刺激，而尽力于团结运动，又促成其组织。所以早在二十八年十一月已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一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几方面，和无党派的几位参政员，大致都参加。曾有十二条信约的订定，以资大家信守。所有这组织的事，和信约十二条条文，并曾面陈最高领袖，得到赞成的。知道的颇不乏其人，唯不留心政情的人，或者不知此事而已。这实在是今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为了旧组织，无所表现，未有预期的作用，才重新建立这个同盟。所以这个同盟，是有一串的事实作背景的。
第四、这一联合的构成，从旁来看，似有一个因素在。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此为联合内的构成员（各党派或个人）之一共同点，而以与联合外的两大方面相较，则此为其一重大之不同点。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这样就启发出来，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只有民主势力培养起来，才能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所以不第为他们主观意识上的民主团结要求，可使国民信赖；更且从其客观条件，保证这一联合本身之和平无害；保证这一联合的发展，实为民主前途，团结前途的福星。
一切都在事实上求证明。民主政团同盟既经成立，今后自不难看他的表见。大众心里的是非好恶，最明白。在同盟方面亦应当以其行动事实，诉之于全国关心国业而无党无派的同胞大众，求其判断。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同盟自三十六年一月举行二中全会后，迄今为时一年。在这一年中，世界与中国局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本盟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就世界局势来说，美国反动派用了经济军事的援助，公开支持全世界的反动势力，以压迫全世界的民主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企图建立其全世界的反苏反民主战线，而不惜毁灭前罗斯福总统所缔造的天下一家的联合国崇高理想，使战后世界由合作重趋分裂，各国人民重陷于战乱的威胁中。就中国局势来说，南京国民党反动独裁集团自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以后，狰狞之面目毕现。三月初驱逐中共代表团，完全关闭和平之门。五月间对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市民大事屠杀，封闭国内所有民主报刊。到了七月，更颁布了所谓"戡乱总动员令"，一意孤行，决心内战到底。同时又执行卖国政策，断送中国主权，以冀取得美国反动派的援助，来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本盟向以争取中国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之实现为职志，对南京国民党反动独裁集团此种残民以逞的政策，自不能不坚决反对。因此，横逆之来，有增无已。先之以各地盟员之无辜被捕，继之有本盟中常委杜斌丞同志，于李公朴、闻一多两同志之后复惨遭杀害，最后则有十月二十七日，由所谓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本盟为"非法组织"。到了这时，不但和平之门已彻底封闭，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切合法公开的反对党均已不复能存在。本盟领导同志不得不避地海外，继续为中国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而努力，乃于三十七年一月五日召开本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本会于开幕之日，既以"紧急声明"郑重否认本盟总部之被迫解散，兹于闭幕之时，复以下列数事昭告于国人：
一、本盟为求中国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实现而奋斗，此一目标，始终不变。惟因国际与国内形势的转变，为何方能达到这一目标，则今天与二中全会时显已不同，过去本盟主张以"和平"求民主，以"公开"争合法。但在今天，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既已关闭和平之门，且不复容许任何不同意一党专政的反对党存在，则欲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由谈判妥协中求之。我们必须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能的新政权。我们今后必须发动，领导中国人民积极从事此项斗争。我们过去一贯的主张是反对内战，恢复和平，今日也依然如此。但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进行的反人民的内战，我们所要求的是真正的永久的民主的和平。
二、对于卖国独裁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我们要反对的不只是独裁者个人，而是那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封建的整个集团。为了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中国人民就得彻底消除这一反动统治所寄托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在消极方面可以铲除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使之无所凭借，在积极方面也可为真正的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道路，因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农民，如果得不到真正的解放，都市之商业就谈不到繁荣，实现民主政治也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三、对于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反动派在中国所执行的援蒋政策，本盟不能不加以严重的指责。自从去年魏德迈来华调查之后，美国的对华侵略政策非但没有丝毫的转变，反而以各种各样直接间接的方式加强援助国民党反动独裁势力。在美国政府中，援蒋虽有所谓急进缓进之分，但在基本上同样支持中国的反动独裁力量以反对中国革命的民主势力，这一点却是极清楚的。本盟认为美国目前的这种对华政策，决不足以代表爱好和平民主的美国人民，不过是执行着少数金融寡头独占资本家的意志，而这种对华政策执行的结果，业已使中国的战火扩大，使中国人民的痛苦加深。本盟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坚决地反对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反对美国把中国当成远东反苏反共的基地，反对美国反动派一切直接间接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本盟并且愿意唤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中国人民决不承认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并认为美国政府给予南京政府的所有援助，都是与中国人民为敌。
四、为了反对独裁卖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本盟愿伸出手来，欢迎一切民主党派的合作，而且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同时，对于最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新生，也是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复活，本盟亦致其深挚的期望，并愿与共同奋斗。民主和平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实现，是有赖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的亲密合作，才能达到的。
以上各项，为本盟最近对时局的态度与主张。最后，我们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指出：今日中国民主与反民主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即民主力量已占着绝对的优势。尽管国民党反动独裁派如何穷凶极恶，倒行逆施，但这并不是他力量的强大，反而证明了他的日暮途穷。在今天，我们对于民主的胜利，有绝对坚定的信心，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之实现，为期已经不远。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决不是孤军奋斗。南京的反动独裁集团，有美国反动派替它撑腰，但我们也有全世界的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民主力量给我们支援。自然，这决不是民主前途已经没有曲折或者没有困难。但这种困难，只要我们对内加强团结人民与各民主党派，对外与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及亚洲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实现全世界的民主和平而奋斗，这些困难便绝对可以克服，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世界的和平，就一定可以实现。让我们高呼：
一、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
二、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三、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人身之完全自由！
四、彻底消除封建残余的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
五、保障民族工商业家的营业自由及合法利润！
六、废除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经济统制及一切苛捐杂税！
七、没收豪门资本的财产，整理币制，救济难胞！
八、改善工人生活，保障每一公民的就业权利。
九、保障学术教学的完全自由，增加教育经费。
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
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们：
本盟自成立以来，一向主张以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针，同时亦以此为本盟奋斗的中心目标，早为海内外人士所共鉴。根据中国政治的现实情况，深信欲实现此等目标，除以各民主党派团体共同举行协商，以解决国是外，没有其他道路可循。民国三十年双十节本盟对时局主张的十大纲领中，第二项即主张"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党派国事协议机关"。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本盟临全大会宣言中，又表示"中国民主同盟对行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采取积极的态度"。可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为本盟一贯的政治主张。不幸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醉心法西斯独裁，迷信武力统一，竟不惜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致令本盟及其他民主友党的主张，暂时遭受了挫折。
发动全面内战不到两年，南京独裁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就已陷于日暮途穷的绝境。这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缘故。最近独裁者又僭窃名位，伪装宪政；一面大批拍卖国家主权，一面又拥护美国扶植日本，把八年抗战中无数千万同胞流血牺牲所争取的对日胜利，轻轻付诸流水。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加以独裁政权横征暴敛，官僚资本垄断操纵，致令这一政权统治之下的全国工商业纷纷宣告破产。以海外各地华侨而论，战后疮痍未复，又复备受摧残；而南京政权不但不维护侨胞合法利益，反而勾结各地反动政府，加重压迫。近数月来，独裁政权对于全国各地民众争生存争自由以及反对美国扶日的爱国运动，则不断采取空前残暴的恐怖高压政策。然而全国被压迫人民不但始终未被这种恐怖高压政策所慑服，反而前仆后继再接再厉地起来向反动独裁集团作坚决的殊死战斗。时至今日，独裁统治的行将倾覆，中国人民的民主胜利，已经成了定局。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信念，没有人再会怀疑的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结束独裁混乱的旧中国，创建民主和平的新中国，其唯一途径，我们认为仍旧只有走本盟一向所主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以实现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不同者，未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必然是反独裁统治的各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的代表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而举行的会议，而决不是跟独裁统治体系中的任何反动集团谋妥协的会议。此次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正与本盟历来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而积极奋斗。同时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以来，各方纷纷热烈响应；足见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主张，决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本盟兹愿依据自己一贯的奋斗方针，提出下列四点基本认识，以求正于国内外各贤达：
（一）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但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真正人民大众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有通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权，才能完全实现；而且也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之后，才能获得保障。所以发动新政协运动，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身，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这是一点。
（二）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和平的新中国，但我们要求的和平，应该是彻底的持久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和平，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若希图在内战根源与和平障碍没有铲除以前，与反动统治阵营中的任何派系妥洽，这不但不能达到和平，反足以破坏真正的持久和平，帮助反动派延长其残暴的政治生命。这是第二点。
（三）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独立的新中国，所谓独立就是指中国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最近全国普遍如火如荼的反美扶日运动，反南京独裁政权出卖主权的爱国运动，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展开人民的新政协运动，必须把它跟反美扶日，反拍卖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新政协运动必须同时是反美日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爱国救国运动。只有这样新政协才能成为广大的全民群众运动，而促使独立新中国提早实现。这是第三点。
（四）今天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但是他们所需要的既非武力统一，更非独裁统一，而是建立在各被压迫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国内各民族之民主统一战线基础上的统一。这样的统一又只有在消灭统一障碍的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治协商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这是第四点。
最后，为着广泛展开新政协运动并促其早日实现计，本盟认为有立即发动或展开下列各项具体的群众运动之必要。首先，要展开新政协运动，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这与全民为敌的反动独裁政权，而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去代替它。第二、我们吁请全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共同鉴名向联合国及全世界控诉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及侵犯我国主权的种种罪行，发动全世界舆论来积极制裁，并促美国立即停止片面援蒋及自华撤退驻军。第三、我们必须立即号召全国蒋军放下武器，退出内战，以便早日结束内战，恢复真正和平。第四、我们要号召全国工商界起来为取消输出入管制、官僚资本的垄断操纵，以及一切摧残工商业的经济财政政策而坚决奋斗。第五、我们要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学生以行动来制止南京独裁政府的一切拍卖国权摧残人权的罪行。第六、我们要号召蒋管区农民大众一致起来参加反征粮反征购反征兵的运动，以期早日结束内战。第七、我们要号召全国公务员、文化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及一切生产劳动者一致起来举行"要饭吃，要自由"运动，坚决反对独裁政权的饥饿政策和高压恐怖政策。
我们对于当前时局及新政协运动的主张，大略已如上述。我们诚恳希望全国民主先进的指教，更希望各民主党派团体与一切社会先进同我们紧紧携起手来，共同为结束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民主同盟响应毛泽东主席八项和平主张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民盟总部发言人顷为响应毛泽东先生所提关于谋取和平的八项主张，发表谈话如次：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和平攻势事，本盟在一月十日即发表声明，指出他的阴谋诡计，并于同时强调表明我们所需要的是永久的真正的和平。本月十四日得读毛泽东先生所提的八项主张，我们认为这些主张完全和本盟的主张吻合。这一个文件不仅揭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虚伪的和平攻势，而且更具体的提出了如何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础，和给予了真正渴望和平的国民党人士以自新的机会。须知我们今天所争的，绝不是蒋介石下野等枝节的问题，问题乃是如何惩治内战的罪魁，废除伪宪的“法统”，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来代替反动的独裁政府，实行土地的改革，争取民族的独立。如果有人还是企图用“和平”的伪装来延缓人民力量的胜利，或借以来维持过去反动政权，割据地方，那我们就必须明告他们，这乃是徒劳的。今天在这里，我们正告南京蒋政府中央及地方文武人员应迅速觉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交出一切物资，以缩短战争时间，减轻战争灾祸，俾全中国人民得以迅速解放。此为最后机会，何去何从，应知有所抉择。
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就李宗仁要求民盟“调解”发表严正谈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
附录
李宗仁致民盟中央函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衡山、伯钧、东荪先生并转贵盟诸先生惠鉴：
八年抗战，三载阋墙，国家元气，断丧殆尽，弟以庸愚，勉支危局，深知非罢战言和无以拯民水火。弟决以最大之努力谋和平之实现，且为表示决心与诚意，对于过去有碍人民自由之法令与行动，政府决予撤销与停止。现中共方面已表示愿意商谈，果能相忍为国，不难获致成功。先生等奔走和平，备历艰苦，精神毅力，举国钦佩，尚乞一致主张，力加赞助。和平能早日实现，弟亦得早一日返回，尊见所及，并请随时见示，以匡不逮。特电布臆，不尽欲言，诸维亮鉴。
李宗仁
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五一”劳动节献辞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光荣节日——“五一”节，今天正以新的姿态，新的意义，降临在我们面前了。这新姿态就表现在今天工人阶级不论在世界上或在各国内，都荣居于保卫人民民主与持久和平的领导地位。今年“五一”节的新意义，则在今年世界工人阶级的“五一”大检阅，不光是工人阶级本身队伍的检阅，而重要的是以它为主导的全世界要求和平民主的各阶层人民大众的总检阅，是民主与和平阵营的检阅。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在今年的“五一”节，我们尤其要狂热地庆祝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众得解放的胜利。全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胜利。
中国民主同盟根据自己所一贯主张与坚决奋斗以争取的人民民主和真正和平的立场与方针，对于不屈不挠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走上解放胜利之途的伟大友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愿借此“五一”佳节的机会，向她致领导革命成功的贺忱，同时并向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工人阶级致热烈的敬意。最后，我们还希望全国工人们要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为支援前线，建设后方而加倍努力地发展生产，以纪念这伟大的“五一”节。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创刊发刊辞
(—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光明照耀东方大陆，人民胜利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三十年来的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特别是三年来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封建地主军阀官僚的反动统治，终于摧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作恶多端的旧统治阶级的最后堡垒，终于打垮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并且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地奴役制度。
中国人民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亚洲第一大国的主人和统治者。人民倚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部份农村，解放了大部份重要城市和海口，包含亚洲第一个大城市上海在内。剩下在广州、台湾和其他地方的蒋家小朝廷，早已溃不成军，不值人民解放大军的一击。曾经盛气凌人的美帝国主义的海军舰队，也只得悄悄地从上海青岛撤退了。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产生在拥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亚洲大国内，自然将使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风云变色。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改变了全世界人民与反人民，和平与侵略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使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企图遭受挫折，全世界人民民主与持久和平的运动，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
在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巨浪中，光明日报在全国革命领导中心的北平市发刊，这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虽然已到了面前，但要使民主民族革命贯彻到底，还有待于最后的更艰巨的工作。我们需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需要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我们需要支援人民解放军，继续进行战斗，解放西北、西南、闽粤、台湾、直到边远的国境线为止。我们需要在已解放的广大地区内，加紧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使经济落后的中国，迅速走上全国工业化的道路。我们需要团结和教育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使人民自己能够担负起民主建国的大责任。我们需要有组织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各地方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建设工作。在目前，我们更需要立即筹备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制定人民民主共同施政纲领，并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中央联合政府。
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胜利愈是接近，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也愈是繁重而艰巨。
光明日报是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创办的。去年一月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曾说：“本盟自成立伊始，即宣布以实现中国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为本盟奋斗的基本目标……在过去我们为这些目标而奋斗，在今后我们仍将为这些目标而奋斗。”
“民主、和平、独立、统一”是中国民主同盟奋斗的目标，也就是光明日报的奋斗目标。但是要达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目标，并且建设自由幸福富强的新中国，首先要倚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必须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来努力。中国民主同盟自始至终主张团结，团结第一。在抗日战争的时期，全国人民需要团结。在解放战争的时期，全国人民需要团结。在今后民主建国的工作中，全国人民更需要团结。
在组织方面我们要求团结，在行动方面我们要求一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作风。但是当不同的思想、见解、作风化为行动的时候，却必须求得一致。团结之中可以有斗争，但斗争应当是为了团结。不同的意见的相互争论是被许可的，但论争依然是为了求得行动的一致。
在目前我们可以说：不是把全国各革命阶级人民团结起来，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就没有贯彻到底的可能。假如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不能取得一致的行动，民主建国的工作一定会遭遇到一些非必要的困难和障碍。
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这是光明日报所要向全国人士提出的一点希望。除此以外，就本报言论与新闻方针，更愿向读者申述四点：
第一是负责的态度。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以后，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应当是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帮助人民政府推行政策和政令，发掘各项问题，并寻求问题的解决。对人民负责，是人民的报纸所应有的态度。
第二是服务的精神，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决不是“无冕帝皇”，而应当是“人民的信差”。光明日报虽然由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创办，却主要是为各革命阶级服务，为各民主党派服务，为各人民团体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报纸应有的精神。
第三是建设的批评。除了反人民反民主的言论之外，一切批评应当是自由的。但是批评是为了团结，为了建设。只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团结为基本精神的批评，才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
第四是忠实的报导。新闻报导固然要切合事实，但单是报导表面的现象是不够的，还要追寻发生现象的根源。无原则无目的地报导事实是不正确的。新闻报导必须与人民的利益，行动的方针相联系，才能使报纸成为真正教育指导人民大众的工具。
在本报和读者诸君见面的第一天，我们诚恳地要求你们加以批评指教。让我们大家首先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使光明照耀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照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民主同盟电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诸位代表：
兹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本盟谨向大会致最崇高的祝贺！
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暴统治，终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获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国人民今后当更在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下，动员一切力量，彻底销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保卫中国及全世界的民主和平！
本盟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单位之一，出席代表与全体代表竭诚合作，胜利地完成大会任务，并坚决拥护大会的一切决议，促其实现!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诸位代表先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今天正式宣告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人民觉悟了，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到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代表，工人阶级、农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聚一堂，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发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对今天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想在座诸位代表一定和我的感想一样，都认为这个会议有了绝对成功的把握。三个月的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三个完善的草案。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草案，经过这次会议的通过，就要成为正式的法案。根据这几个法案，中国政治将来就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在这里，我要赞许那个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方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他的内容丰富，他的文字质朴。中国今天应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他没有高调，他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
我可以想像得到，这样一个共同纲领在这次大会中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通过。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责任。我们要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他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
今天我更愿坦白的说几句话，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同时，我们又知道，中国今天还有国内国外的敌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有了一百余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中国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这三个恶势力是三位一体，是狼狈为奸，要彻底地肃清、扫荡、消灭这些恶势力的残余，还须要相当的时间。他们今天还要做困兽犹斗的迷梦；他们还在进行死灰复燃的阴谋。我相信在座诸位代表没有人会忽略这个事实。我们应唤起全体人民，共同警惕，共同戒备。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开幕词中说得十分正确，他说：“谁要放松了这项警惕，谁就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变成被动”。全国人民应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头。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是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有了真正的团结，“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才有了真正的保证。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今天正式开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时代今天亦开幕了!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走到无阶级社会，走到大同世界的正当途径，我们大家努力吧，我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几句话。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和中国共产党一同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今天的情况和当年完全不相同。在旧政协的时候，我们只能希望国民党反动派有所觉悟，停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减少灾祸痛苦，我们还不能希望完成革命大事业。
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来这里，决不是像旧政协的时期那样，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讨价还价，现在我们全体代表，包含民盟代表在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商量，办理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
因此，今天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要，我们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十分重大。中国人民要求我们来完成重大任务，全世界人民也要求我们来完成重大任务。
中国人民要求我们完成什么任务呢?那就是要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从头建造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世界人民要求我们完成什么任务呢?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中国民主同盟过去几年以来的努力奋斗，也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些任务。中国民主同盟这几年来的斗争经验，和中国人民近一百年来反对内外压迫者的长期斗争经验，都教训了我们：要完成这些重大的历史任务，办法是有的。这办法就包含在我们所讨论的三个文件里面：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这三个草案，实际上是一个草案，可以说是适合于目前的中国人民大宪章草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建国总方案。
我在这里不谈文字问题，只从这三个草案的精神来说，我提出以下的四点：
第一，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决不再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产业落后的中国，只有从新民主主义才能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第二、我们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包含各民主阶级在内，都得到民主自由，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样才能使国家统一起来，发挥无比坚强的人民力量。
第三、各级政权机构要采取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而不是采取互相牵制三权分立的英美议会制度。这样才能巩固人民的政权，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
第四、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要团结一致，保证长期合作。意见有出入，可以相互协商，决不使力量分散。这种团结协商的精神，是我们解决国是的主要方法，也是我们今后克服一切困难的唯一途径。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只有采取这个方向和路线，革命建国大事业才能顺利完成。不然，革命建国事业会失败，或者会遭遇挫折。
这个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多年来的斗争经验的一个总结。现在已经包含在这三个草案里边。而这三个草案又是经过人民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和各单位代表研究考虑过许多次的。这还会有问题吗?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向全国人民声明，我们毫无保留地赞成并接受这三个草案，并且主张拿这三个文件，作为目前的中国人民大宪章和革命建国总方案。
各位代表先生们!我还要再向各位说几句话，我们的办法已经有了，我们的方向和路线已经定了，目前我们最最要紧的，是大家团结一致，按照这共同的方向和路线在统一的领导之下来加紧工作。
各位代表先生们：时间再不等待我们了，全国人民，世界人民都迫不及待地盼望我们赶快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能再让国内反动派苟延残喘了。我们要使我们在广州、在台湾、在西南、在新疆、在西藏的同胞，快快得到解放，和我们一起参加建国工作。我们要使全国恢复和平，人民各得其所。并且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的一员了。必须联合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共同担负起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侵略的重大责任。
要担负起许多重大的任务，我们前面是会有困难的，会有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统一的方向和统一的路线，并且更重要的，我们已经有了统一的正确的坚强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因此我们就有办法来克服任何困难了，我们就有把握来完成当前的历史大任务了。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成员暨各方面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意见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们现在已经先后进入解放区来了。回忆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建议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一致认定，这一解决国是的主张，正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用特通电响应，并先后进入解放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进入解放区后，我们首先获得的印象，便使我们充分欣慰，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支援前线。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高度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为民前锋，不辞劳瘁。而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大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威力，发动迭次攻势，三阅月之间，先后歼灭了蒋军百余万，解放了整个的东北，和控制整个的华北与华中。军事的箭头，已经指向大江南岸了。毫无疑问，在一九四九年之内，中国是要得到全面的解放。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确是快要土崩瓦解了。军事挣扎既已绝望，乃改变花样，企图以政治阴谋苟延残喘。早在北线蒋军开始溃败，美帝国主义即已发动其阴谋活动，采取着双管齐下的破坏中国革命之毒计：一面，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酝酿反对派组织，希望阻止或缓和革命的步骤；一面，则唆使南京反动集团发动和平攻势，以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们今天要明白表示我们的信念。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辛亥以来，屡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住的。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是障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敌人，倘不加以彻底肃清，则名实相符的真正和平，绝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而在我们人民民主阵线内，更必须提高我们的警惕，整肃我们的阵容，齐一我们的步伐，巩固我们的团结，以防止反革命势力之侵入，人民民主专政应容纳最广泛阶层人之代表，而不能容纳反革命细菌，应使最大多数人民有充分之自由，而不能使少数反动分子有反人民之自由。由此，我们确信，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
反动政权在摇摇欲坠的当前，和平攻势是愈来愈离奇了。中国的第一号战犯蒋介石的元旦广播，便公开了第一次求和哀鸣。然而，那完全是出于欺骗，他们的祸国殃民，昭昭在人耳目的历史罪状，完全推卸了，厚颜无耻地竟提出一些条件：“只要和议无损于国家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的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他求”。有了这些条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蒋朝政权尽可万世一系，还要“他求”什么呢?故他最后强调，他要与中共“周旋到底”而呼吁着“军民一体，举国一致，团结奋斗”，这就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
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最后考验。我们多难的中国人民，我们相信，决不会再受蒋美反动阴谋的欺骗。但在少数人的气质中也尽有这样的弱点存在，以协调为上德，以姑息为宽仁，在苟且偷安的本质之上披覆着悲天悯人的外表，这就是敌人施行和平攻势的最后心理根据，也就是敌人的最大的奥援。我们为了摧毁残敌，这最后的奥援也是应该连根铲去的。
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决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苟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但我们很愉快而且很兴奋，我们毕竟看到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最近发表的对时—局声明，为了贯彻革命到底，为了粉碎和平攻势，严正地揭穿了蒋美集团的阴谋，而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这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
今天是我们人民翻身改造历史的时代了，我们要创造一个人民做主人的自由生活方式和尽可能地高度的生活水准，而不是如蒋介石所要求于我们的“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最低的生活水准”。蒋介石要我们始终做四大家族和美帝国主义的奴隶，而我们则是要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真正的主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先生所提出的八项条件正缺一不可，不妨让我们换一个语调来重述一遍，便是：战争罪犯必须惩办；伪宪法和伪法统必须废除；一切反动军队必须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土地制度必须改革；卖国条约必须废除；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而将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要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必须拒绝反动分子的参加。
民盟与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和胡愈之、楚图南、吴晗等,先后由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来到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推选沈钧儒、章伯钧、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楚图南、吴晗、潘光旦、李文宜等22位为委员，沈钧儒、章伯钧主持总部盟务，同时宣布中国民主同盟香港总部结束。接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坚决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6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出版，由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萨空了任秘书长，林仲易任总经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祝贺。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北平开始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约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华侨代表等23个单位和方面，134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等7人参加，由于张澜、罗隆基当时尚未到达北平，分别由刘王立明，辛志超代表参加。会议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委员21人，并推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同时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着手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方面的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的文件。沈钧儒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表示，我们一定要努力完成新政协筹备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制定出一个能反映全国人民要求的施政纲领草案，拟订出一套完全适合新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联合政府的组织大纲草案，以便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迅速实现独立、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
9月l7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并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协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正式开幕。出席代表662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中国民主同盟正式代表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史良、周新民、楚图南、丘哲、周鲸文、费孝通、李相符、李文宜、胡愈之、辛志超、刘王立明等16人，候补代表叶笃义、罗子为2人，共18人组成代表团出席大会，并表示要与全体代表竭诚合作。胜利完成大会各项任务。
9月21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政协开幕式上讲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性的结果"，表示民盟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新社会。他还号召全体盟员"拥护将来的新政府"，"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9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沈钧儒在会上发言，总结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斗争经验，明确指出: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各级政权机构要采取民主集中制;各民主党派要团结一致，长期合作。"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而且必须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这个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多年来的斗争经验的一个总结。"同时，他还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3个文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制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民盟成员高崇民、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章伯钧、柳亚子、张东荪、张难先、龙云(其中部分跨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了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和政务委员。周恩来任总理;四位副总理中有民盟常委、民建主委黄炎培;15位政务委员中有民盟成员章伯钧、马叙伦、罗隆基。此外，还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黄炎培为轻工业部部长,马叙伦为教育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彭泽民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稍后，又任命楚图南为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还有不少盟的领导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政协主席，民盟沈钧儒当选为副主席。在28位常务委员中，民盟成员有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稍后又增选罗隆基,施复亮,史良,吴鸿宾为常务委员(其中部分跨党派)。
张澜——我们的旗帜
革命先驱，中国民主同盟原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的一生，是顽强奋斗的一生，他的爱国民主思想、他的忧国忧民的崇高品质、他的清正廉洁的作风，永远铭记在每个盟员的心中。
我们缅怀他，更要学习他。
一要学习他的坚定坚强的革命意志。清末他领导了保路运动，维护了公众的权益，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他起了重要的沟通、对话、协商作用，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进入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阶段，他殚精竭虑奉献全部力量。
二要学习他的敢为天下先，立场鲜明，不畏强权。他施教于人“不能随声附和，人云亦云，阿谀奉迎”，要“唯我独见，才是大智”。他直言蒋介石，不能搞个人崇拜，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正义至上，决不能个人至上。他教诲朋友，“国民党、蒋介石惩治腐败只惩办小贪官，不触动大贪官”，“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共产党的官是忧国忧民的，国民党的官是误国误民的”。
三要学习他心里只有老百姓。当地老百姓美誉他是川北圣人、布衣省长。《民主之澜》再现了张澜心里只有老百姓的生动场面，他念念不忘老百姓的疾苦，他自责“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问心有愧”。老百姓夜晚击鼓告状，他就挑灯问案，解决问题不过夜。
四要学习他为官恪守一个清字，清廉一贫如洗。张澜不愧为布衣省长，辞去省长职务时，他没有分文积蓄，为济贫解困却攒了不少欠债，只好典卖祖地偿债，连“打劫”的人都不解地自语“天底下还有如此当官的”。任省长时以身作则，他的母亲、妻子、子女仍身居农村，务农度日。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对家庭约法三章，“我的车是工作用的，你们不许坐。厨师给我做的饭，你们不许吃。我住的院子，子女们不能住，子女们工作有什么问题，不许提我。”
毛主席同张澜是肝胆相照的。张澜的灵魂“富贵不能淫，贫困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毛主席评价张澜说：“表老是一面旗帜，是谁也替代不了的”，“表老啊，你人好、德好，你是与日俱进啊”，“表老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希望张澜的精神永远扎根于每位盟员的心中，扎根于每位挚友的心中。
志士多忧缘世乱，一片丹心图报国——小记史良与民盟
楔子
“爸爸，女性也可以是‘君子’么？”解放碑下，小女孩的发问，难住了父亲。一旁的鹤发老者却陷入了沉思：1936年11月22日，西安事变前夜，华夏风雨飘摇。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全国炸开——国民党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史称“七君子事件”。而这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中，就有一位唯一的女性——史良。次年，抗战爆发。史良辗转在重庆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在这里，她成为民盟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兼民盟重庆市委委员，并利用民盟代表团顾问的身份，以一个女性特有的坚韧和律师的严谨，为争取民主、反独裁、反内战，同反动势力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苟利国家生死以，我以我血荐轩辕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史良
民盟成立于乱世。在抗日烽火中，民盟致力于救国、团结和民主，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民盟并不拥有军队，而且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但在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中，民盟先辈前赴后继，为国牺牲，以血的代价浇灌民主自由之花。
（一）青春之曲：领导妇女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震撼了史良。从此，她自觉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参与发起组织妇女界救国会，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宣传进步思想，向广大妇女疾呼：“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要解放我们妇女，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1942年，史良参加了由张澜、黄炎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作为妇女界救国会领袖和盟员之一的史良，更是十分强调发动妇女参加抗战的重要性。为了唤起和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除了利用民盟刊物发表文章进行宣传外，史良还组织、领导盟员妇女参加劳军、募捐、救护等工作：先后两次领导为慰问前方将士的献金竞赛和征募寒衣运动——献金竞赛举行八天，妇女献金近140万元；如期完成了征募50万件棉衣任务。在激烈的战争日子里，经常可以见到史良和挂着红十字臂章的盟员妇女及广大妇女们救护队一起救护从前线撤下来的受伤将士，有时还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抬着担架抢救被炸伤的百姓。史良领导开展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而且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赞誉。
（二）奋斗之号：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
为了坚决抵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8月，史良等在重庆的救国会成员集会，决定将就过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这次会议上，史良被选为秘书长。她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民主主义的文化。
1945年，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一二·一血案”，镇压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民盟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支援斗争。当时，史良以律师名义，在长安寺举行了可歌可泣的“陪都各界公祭昆明一二·一反对内战死难师生大会”。三天的公祭大会，前后有几万人参加。它团结了各界进步团体，动员和教育了广大群众，为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当政治协商会议停滞不前时，重庆大中学校万余名进步师生举行民主大游行。民盟接应游行的总指挥就是史良，指挥部就设在史良的寓所。在全国人民的斗争和压力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达成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
1947年7月，著名民主爱国领袖、优秀盟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公愤。史良等人化悲痛为力量，在重庆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追悼会。在会上，史良慷慨陈辞：“烈士们为什么而死？他们是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死；烈士们是被谁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不要民主，不要团结的人打死的！”史良的话音刚刚落地，全场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复仇口号。此后，史良又应邀出席了上海各界李、闻追悼大会，通过大会发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同年，国民党以民盟与中共勾结为名，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敌人的嚣张气焰没有吓倒广大民盟盟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义愤。1948年1月，民盟在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号召“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会议决定民盟在香港设立总部，在解放区设立盟务特派员，在上海建立华东执行部，史良任执行部主任。在上海的艰难环境中，她以律师业务为掩护，积极联系群众，进行宣传民主的地下活动，保存了民盟的组织。
1949年6月，史良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至此，史良从1935年12月在上海发起成立妇女界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十数年中，她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作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她的思想、言论和实践表明，她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卓越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历史不会忘记她光辉的业绩！
铁肩担道义，要留清白在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的史良
（一）在十年内乱中经受考验
从1957年到196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由于中共工作指导方针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时期，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克服困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继续前进。1966年，民盟中央机关接到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通牒”，自动解散民盟组织。史良也受到冲击，她的家被抄，还被勒令检查、交代问题。此后，因周恩来等党内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力争，史良才免受进一步的迫害。尽管接连受到不公正待遇，史良始终保持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她把参加劳动当作锻炼身体的手段。她坚信她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会很快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黑暗总要过去，光明一定会回来！
即使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史良依然保持着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品质，还时刻关心着身处逆境的战友和同志。在处境困难的日子里，史良接见了当时被划为“右派”的盟员钱伟长，亲切地询问他的情况及其他很多盟员的情况，一直谈了两个多钟头，但谈话中从不涉及她自己，只关心别人。
（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
“文革”结束，中共中央统战部向各民主党派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的指示。民盟随即酝酿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召集人为史良。在最初两年的工作中,史良等民盟领导迅速恢复、健全了各个工作部门，为它们配备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事变化情况进行调查，仔细地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蒙冤盟员的工作。但是，在这两年里，由于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不明确，在对待民主党派问题上，“左”的余毒在民盟内尚未肃清，因此，民盟的工作困难甚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都遇到不少阻力。然而，史良仍旧克服了种种困难，积极组织各界力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当地中共组织反映情况，锲而不舍地把落实政策的工作一抓到底。
1979年4月20日，已故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平反昭雪大会隆重举行；8、9月份,又分别举行了民盟中常委刘清扬、副主席吴晗及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刘王立明、浦熙修等5583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盟员恢复名誉。经过复查后获得改正的盟员，占当年盟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总数的97%；同时，《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也得到了平反，在史良看来，这两个文件的出发点和内容都是可取的，不是所谓“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落实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盟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以优异的工作成就或发明创造做出了贡献。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史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心系新时期民盟建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民盟上下一致的衷心拥护。为了跟上这一大好形势，更好地开展民盟的工作，中国民主同盟于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史良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她指出，为了切实地把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上来，要实现几项任务：第一，积极推动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第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做出新贡献；第三，推动成员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第四，扩大联系，广泛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要开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联系工作；第五，继续整顿组织，适当发展组织，充实干部队伍。这次大会正像史良在开幕词中预期的那样，开成了“一个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动员全盟同志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的誓师大会”。大会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此时的史良已经80岁了，身体大不如前，但是多党合作事业使她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史良的主持下，民盟的自身建设和面向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等各项工作都出现了开拓性的进展。到1983年底，除西藏、台湾外，民盟在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恢复了组织，民盟的县、市委员会由“文革”前的97个发展到150个，基层组织发展到2300个。史良还重视调动盟员的积极性，经常鼓励盟员：“民盟作为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在党的领导下为‘四化’服务，大有所为。”
由于史良的崇高威望和她为民盟工作作出的贡献，1983年12月，史良再次当选民盟中央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主席。在民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史良抱病坚持参加大会，当她坐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史良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些会议已无法亲临会场，但她总要递交书面发言，为民盟的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
在这六年中，民盟中央在史良的带领下，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就智力开发、经济建设等重大问题，向中共和政府反映情况。民盟中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大多为中共和政府有关部门所重视和采纳，尤其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一系列建议，为中共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少省、市民盟组织紧密联系当地的实际，配合中共党委和有关部门，发动盟员为各项建设事业献计献策，改进工作。例如，民盟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案的建议，组织盟内有关专家就城市规划、建筑建设、园林绿化、防止污染等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民盟上海市委组织从事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的盟员，就保证上海经济的增长速度、发挥对外贸易的优势、轻纺工业的技术改造等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使民盟在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主动、积极的作用，为中共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化、民主化的依据。
结语
六十三年前，新华社曾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指出：“中国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乃是民盟的光荣。”六十年如白驹过隙，倏忽一瞬间。抚今追昔，追思先贤——史良，这位外表清丽、举止俊雅的美丽女性，这位性格倔强而坚强的时代女性，这位在旧中国曾经声名显赫的大律师，在新中国走上部长岗位、担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巾帼英豪，她的一生是极富传奇的一生。她以民族为重、以国家为重，追寻民主，团结四方，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思之，应景仰其风范，学习其精神，继承其志业。（作者王瑾，系民盟上海市多党合作理论与盟史研究会会员、民盟普陀区统战理论研究组组员。）
费孝通和他提出的“耿车模式”
1986年，“耿车模式”响彻大江南北，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苏南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当年9月20日，时任耿车镇党委书记徐守存一行5人作为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小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与天津“大丘庄”、广东白腾湖一起，向全国的经济学者、媒体共同介绍发展成果。
耿车，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苏北穷乡，当年是如何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并得到中央重要媒体的青睐？又如何在一夜之间名扬全国，短期内引来了各地10多万名参观者？
这与费老的极力促成和助推无不相关。这其中，既有费老的辛勤与汗水，更有他的魄力与胆识。
“草根经济”，描就发展“眉目”
1983年3月，“耿车模式”的创始人徐守存书记从江苏宿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调到耿车乡（现称镇）做党委书记。“当时的耿车乡被称为‘讨饭乡’，当地流传一首民谣：春天白茫茫（盐碱地），夏天水汪汪（水灾重），糠菜半年粮，到处去逃荒。”面对这样的一个穷乡，徐守存上任伊始就开始寻找“穷”的原因。
徐守存在调研中发现，耿车村是耿车乡的座下村，人平仅6分土地，但日子却比其他村过得好，主要原因是有不少村民在做贩卖塑料、废铜、废铁等。他率时任耿车镇工商公司经理的关德亮等人到浙江一带考察，回来后，引导耿车人学习温州人的做法办起了塑料厂，生产塑料桶、塑料盆等生活用品。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家庭，和一些经济实力不太强但有技术的家庭也开始联合起来办厂，把生产的铝粉、铜粉等通过徐州销往日本。
老百姓发展起来了，村里、乡里也要发展，也要办企业。当时耿车村有一个装饰板厂，规模很大，但办厂不到3年时间就亏损倒闭了，并负债200多万。为了救活装饰板厂，徐守存高薪请来了上海扬子木材厂临近退休的负责销售、设备、技术管理的3名“高管”人员，多次找到县领导，最终协调到一部分启动资金。
通过一个月的招兵买马、技术培训和资金注入后，装饰板厂又开始新一轮的运作。1985年5月份投产的装饰板厂，到当年底就赢利16万元。这个消息像炸弹一般在耿车炸开了，有的银行找上门来要求贷款给装饰板厂，扶持装饰板厂增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之后，装饰板厂每年赢利都在80万元以上，最多的一年赢利高达120万元。
龙头企业的死而复生，带动了一批乡办企业上马。服装厂、电扇配件厂、碳素厂、农机修造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伴随着这股全民创业热潮的兴起，耿车企业数量和产值也在节节攀升，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84年耿车乡村办企业26个，户办联户办企业2548个，到了1986年已分别达到59个、4567个。企业产值也由1984年产值2111万元上升到1986年的4691万元。基本形成了以“四轮驱动，双轨并进”为特色的发展模式，即：在乡、村、户、联户的四个层次上办企业，在镇、村集体所有制与双层经营的家庭和联户所有制的双轨上运转。
费老关怀，成就“耿车模式”
对耿车发展经济的做法，费孝通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几次来到耿车调研。
1985年，费孝通来到淮阴（现更名为淮安，当时宿迁归淮阴属地管理）等地就乡镇企业深入实地调研。他指出，苏北乡镇工业迟，个体专业户发展得快，因此很想搞清楚专业户对发展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他对耿车发展经济的做法很感兴趣，亲自来到耿车，深入乡村组，挨户走访调查，那一幕幕抱着农户的孩子边走边聊、与地摊小贩促膝交谈、和普通农民一起喝水吃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感人场面，耿车人至今仍是激动不已，常常于言谈间掩饰不住敬仰和钦佩之情。调研后，费老对耿车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一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采取简单加工的方式来发展家庭工副业的路子。
1986年，费老再次来到耿车调研，他把耿车的做法和当时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做了对比，认为这是苏北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鼓励徐守存要“把农民的商品意识培养起来，引导农民进入商品经济大潮。”他还对“耿车模式”的创新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有现代技术；二是能人多一些；三是建设商品市场；四是对外开放。显然，这些建议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费老回京后，立即把“耿车模式”向《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作了推介。
198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时任淮阴市政府秘书长李阳的长篇通讯《耿车模式诞生记》，同时配发了短评《好一个“耿车模式”！》。李阳在通讯中描述耿车发展经济的做法是“四轮驱动，双轨运行”,就是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协调发展。怎样协调发展？做法是“大的集中上水平，小的分散进家庭，大轮带着小轮飞，小轮推着大轮转”。同年11月15日，新华社《经济参考》登载了《“耿车模式”调查》。
1986年9月24日，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中心等十几个单位在北京举行“耿车模式”研讨会，徐守存重点介绍了耿车发展乡办、村办企业的做法。中国委员、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特地放下手边的事参加讨论会，并作出题词：“为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创造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人采访此事并连续3天在早上的黄金时段对“耿车模式”进行了报道。
9月26日，《人民日报》以“耿车模式有较大适应范围，首都专家学者肯定耿车乡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为题作了报道。
当天晚上，一同应邀在北京参加研讨会的关德亮一行忽然接到一个让他们振奋不已的电话，“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邀请我们到家里见面！”关德亮声音颤抖地说。他们都知道，当时80多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却能够在这个时候邀请他们到家里见面，可见费先生对耿车发展寄予了多大的希望。“费先生当时住在民族学院宿舍楼2幢4单元”，关德亮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费孝通先生的住址。他说进门以后，费先生就像见家里人一样，首先向徐守存询问了他们在京几天的生活，并解释前几天因为身体不适没能亲自接待他们，接着就是几十分钟关于“耿车模式”如何进一步发展的讨论。讨论结束后，费先生为“耿车模式”欣然题字：“大胆探索，因地制宜，为乡镇企业创造新的模式”。
传统模式，需要扬弃和创新
费老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而且是全方位的。他一生重视实地调查，深入探讨了中国的小城镇问题，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做出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其中，“小城镇、大政策、大学问”，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理论，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
费老通过调研还概括总结提出了“模式”理论。指出：“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一理论要求我们从全面的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实行分类指导、分层发展。当然“模式”容易固定化，费老又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在发展模式的概念中注入了动态的观点。
“耿车模式”之所以成功，因为它凝聚了智慧与力量，使得它显示出了非凡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耿车模式是在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的模式，从而为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首先，它引导人们冲破自然经济思想的束缚，摒弃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培植商品经济意识，使乡镇企业的农民具有商品经营的头脑。其次，根据自身现有的生产力水平选择所有制结构。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不贪大求洋，而是立足实际。再次，积极扶持商品经济运行中的能人，通过他们来带动不同层次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第四，大力发展城乡联合，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由于本地区中心城市经济技术辐射能量小，就必须积极与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与区域外的企业群体、科研机构协作，远距离吸收大城市的经济技术辐射。
20多年过去了，“耿车模式”没有如同人们希望的那样得到逢勃发展，特别是与“温州模式”相比相去甚远。“耿车模式”缘何兴起，又缘何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深刻的是文化因素。
正如2004年时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在检查、调研耿车工作后指出的那样：“耿车模式”是适合当时耿车乃至苏北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历史价值不可低估，不可抹杀，不可否定。但是由于观念保守，固步自封，小富即安，小进即止，机制不活，体制僵化，政府职能错位，服务缺失等原因，“耿车模式”没能从“盆景”长成“花园”乃至“森林”，不仅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发挥，而且耿车发展也没有很大的起色。“耿车模式”走向衰败的原因，其背后是体制、体系、机制、制度和人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没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形成了“封闭的模式”，最终也丧失了创造力和生命力。
“耿车模式”是宿迁发展的一个缩影，总结“耿车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该采取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的“扬弃”态度。重新审视本土文化，扬优弃劣，兼收并蓄，融合创新，通过播撒和张扬一种进取精神和致富欲望，加快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创业文化，以开放的文化之力凝聚发展的强劲动力，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这就是我们秉承和弘扬费老深入实地、志在富民的优良传统、快速进行“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也是“耿车模式”的精髓和我们重审“耿车模式”的意义所在！
救亡文化运动中的“救国会”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http://www.mmzy.org.cn[大][小]2006-06-29
-------纪念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七十周年
王健
今年5月31日至6月1日，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70周年。我作为救国会纪念委员会(由沈钧儒等9人组成)至今唯一留在人间的委员，觉得有责任把救国会在救亡文化运动战线上的斗争历史简要地写出来，以飨读者，以慰救国会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办刊办校唤起民众抗日救亡
救国会所以能在救亡文化运动中开辟第二战场，起到推动全面抗战的作用，这不是只凭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一纸动人的宣言就能奏效的。它自始至终是和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并且在成立之前就有着长期而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向关内步步深入，国民党政府节节后退，对共产党由军事围剿进而文化围剿。这个时候，有血性、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觉醒，并进一步行动起来。他们举起爱国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旗帜，唤起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在社会上树立了威信，成为爱国群众的榜样。
邹韬奋在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后，与胡愈之、杜重远等人合作，把一个少谈政治、迎合市民趣味的刊物变成了谈论国内外时事、宣传抗日救国的大众读物。1932年，他进而创办了生活书店，联系了党内外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作家，出版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亡的通俗读物和马列主义入门的书刊。1933年，《生活》周刊因刊登支持在福建的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的一篇短文而被停刊。这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邹韬奋处境危险，被送出国暂避。继后，由胡愈之、杜重远筹划出版《新生》周刊。不到一年，因登一篇短文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抗议，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即筹划于11月出版了《大众生活》，发行二十多万份，但只有三个多月的寿命，继而改为《永生》，四个月后又被查禁。之后，他又创办《生活日报》。邹韬奋和生活书店这种顽强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
李公朴于1930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深感要唤起民众必须提高文化素质，要从教育入手。他不去大学教书，却致力与平民教育。1932年他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书馆，接着又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妇女业余补习学校，招收的学生是青年工人、学徒、失业青年。两年间，图书馆读者由二三百人增至两万多人;补习学校增设七个分校，学生四五千人。图书馆设读书指导部，并在《申报》开辟读者问答栏。李公朴请了地下党员柳湜、艾思奇、夏征农、廖庶谦参加指导。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李公朴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后又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部”，出版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胡愈之在《忆公朴》一文中说:“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读过补习学校的学生，有一两万流通图书馆的读者，他们都被你引上了抗日的大道。”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一书里也说:“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蒋先生，据说根据确实的报告，对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补习学校；还有--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份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那个补习学校的爱国青年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的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使该校成为民众运动的大本营，所处地区虽属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众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遍及全国的。至于《大众生活》那更不限于上海一隅，是海内外不胫而走的。”
蒙冤入狱策动少帅联共抗日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县人，青年时代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窑业公司，以国货抵制日货。他被推选为奉天商会副会长，与上层名流高祟民、阎宝航等人相识，成为东北工商界如名人物。他深得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赏识，1929年被邀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实业救国的希望破灭，思想发生突变，从而走上新的征途。在北平和高崇民组织东北抗日救国会，支援马占山抗日。后南下上海，结交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人，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之中。
上文提到由胡愈之、杜重远策划出版的《新生》周刊上曾发表一篇短文，题目为《闲话皇帝》，经国民党书刊检察机关审查，并开审查证同意放行。然而日本当局寻机挑衅，说是有意侮辱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通过杜月笙、潘公展疏通杜重远，让杜把责任担起来。杜重远考虑到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不能不作出一些妥协。上海法院开庭审理，对杜从轻处理。日本当局不服判决，国民党最后屈从压力，判处杜重远一年又二个月徒刑，《新生》也从此停刊。
杜重远蒙冤入狱，正好主管监狱的蔡劲军是杜的旧友，所以杜在狱中受到特殊待遇，并享受随时接见来访者的特权。胡玉枝、高崇民经常去看望他，并一起研讨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东北军联共抗日的问题。杜重远写信给张学良，劝他“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应该对内联合各抗日力量，举起看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杜重远和西北军人士也早有来往，杜介绍高崇民去西安，成为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联络人，对张、杨之间的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2月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后转到上海，他独自驾车把正在虹桥疗养院疗养的杜重远接到郊外偏僻地方密谈。他告诉杜重远：“东北军与陕西红军合作抗日已取得协议，中央派了重要干部秘密住在张学良司令部。”同年4月杨虎城借医治牙痛的机会，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杜重远朝夕相处，共商联共抗日大计。9月8日，杜重远刑满出狱，10月间去西安与张、杨会晤。张、杨对杜表示了两军联共抗日，不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
救国会还有一批当时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有教授、学者、律师、教育家、实业家，如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他们著书、写文章、办教育、发表演讲、组织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发动广大基层群众，呼吁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特别是著名法学家沈钧儒老先生，当时已年过花甲，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主张民主政治，保护人民权利。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深受各界人士敬仰。他是大家公认的“爱国老人”。
加入签名毛泽东支持救国会
救国会和共产党是血肉相连的。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在白区加紧文化围剿。上海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在白区的领导机关已不存在，但党的地下基层组织仍在继续作战，他们团结爱国人士共同开展工作．夏衍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上海地下党失去了上级领导，工作是艰苦的，当时形势逼着你非接触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逼着我们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入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当时党领导的“社联”和救国会合作，深入到各行各业起着骨干作用。
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前，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运动，像一团烈火点燃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钱俊瑞、薛暮桥、沈兹九等二百八十余人立即发表救国运动宣言，继而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之前，沈兹九、史良、罗琼、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王孝英等已成立了妇女救国会。沈钧儒、周新民、曹聚仁、吴清友、潘大逵、张定夫等成立了大学教授救国会。沙千里、杨延修、顾留馨、石志昂、潘仰尧等成立了职业界救国会。陶行知、戴白韬、刘季平等成立了教育界救国会，张劲夫成立了国难教育社，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建云、陈波儿、袁牧之等成立了电影界救国会。此外还有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1936年1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接着全国各大省市各界救国会也纷纷成立起来。同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他带来四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即“同当时上海各界群众救亡运动的负责人沈钧儒等取得联系，传达中央政策，并同他们建立经常关系”。逢到上海后即与沈钧儒、胡愈之、章乃器等取得了联系。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上海各界群众六千余人，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卅”惨案11周年，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其他省市各界救国会的基础上，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到会者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七十余人。会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最后选举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扬等十五人为常务委员。后来，党中央又派潘汉年与全救会联系。
全救会成立后与各党派取得联系，推动联合抗日；同时打电报给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并派人同各地实力派进行接触，宣传全救会的政治主张。此时“两广事变”发生，李宗仁等主张反蒋抗日，要求全救会予以支持。全救会派杨东莼去见李宗仁等人，阐述全救会的主张:以民族大局为重，“内争不能再有，御侮不能再缓”。全救会的宗旨是继续发动群众，掀起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但是，全救会成立的第二天，上海市长吴铁城就表示不予承认，威逼沈钧儒等解散救国会。沈钧儒等声称“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宋庆龄对国民党当局破坏救国会、威胁救国会领袖的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并表示:“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
同年7月中旬，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不久，毛译东给沈钧儒等4人复信，对他们发表的文章以及全救会的主张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同情，最后表示:“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奔走呼号救亡运动走向世界
这个时期，上海工人救国会宣布成立，并发表了通电。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帜极筹备成立，负责人有孙晓村、曹孟君、狄超白、千家驹等。该筹备会和王昆仑、许宝驹、张西曼等经常保持联系，并受到冯玉祥、李德全的关注。
8月间，全救会在华南区成立总部，总部设于香港。在华南区总部的指导下，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8月31日到9月6日，世界青年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全国学联派陆璀参加。在沈钧儒、李公朴的策划和资助下，陆得以成行。当时在伦敦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的陶行知也到日内瓦参加了世界青年大会。陆和陶在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得到了世界青年的同情和支持。9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国际反侵略大会。全救会派钱俊瑞参加，陶行知也应邀出席。他们在会上谈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决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不可阻挡。其间，陶行知、钱俊瑞、陆璀和巴黎华侨领袖共同发起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国的侨胞代表和来宾四百余人。旅居其他国家的侨胞也纷纷来函来电表示祝贺和拥护。10月中旬，陶行知和陆摧到达英国，在伦敦、伯明翰、剑桥等地多次参加了在英华人、申国留学生和英国青年学生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介绍了申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1月上旬，陶行知和陆璀到达纽约，参加了各华人团体组织的欢迎会、座谈会，他们介绍国内局势和救亡运动情况，到处引起热烈的反响。其后，在爱国华侨和美国的支持赞助下，他们又到美国其他地方，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信息传遍了美国各地，推动了爱国华侨的大联合。
日寇施压国民党逮捕“七君子”
9月初，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秘密谈判，日本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中日合作防共、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等亡国条件。南京和上海救国会分别发表《为中日问题敬告同胞》和《为中日外交己到最后关头宣言》向爱国市民发起广泛的签名请愿运动。与此同时，全救会发表宣言，呼吁援助绥东抗日，并组织三百多支宣传队共约二千余人，走上街头募捐，散发宣传品，扩大抗日救亡宣传。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全救会组织上海各界群众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中途被国民党军警阻拦，军警用铁棍、刺刀殴打群众。妇女队伍走最前列，不少妇女被打伤，史良因在队伍前列与军警说理斗争，所以受伤最为严重。次日，全救会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沈钧儒报告“九一八”纪念日发生血案经过。舆论界纷纷声讨国民党军警的暴行，并登载史良被打伤的照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纪念“九一八”发生惨案通电》及《告全国同胞书》。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全救会和上海文化界有关团体发动各界群众举行悼念仪式。宋庆龄、蔡元培、章乃器、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讲话，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事迹。上海各界群众六七千人为鲁迅送葬，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胡愈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等参加了送葬，并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一路上，群众高呼口号葬礼成了一次抗日救亡的示威大游行。
11月12日，全救会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举行群众性的纪念大会，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相继发表演说。一位日本纱厂的女工登上讲台，控诉日本厂主对工人的种种剥削和残酷压迫。在场群众义愤填膺，立即组织后援会，支持工人罢工。会后，沈钧儒发表《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一问。六天后，日本丰田纺织厂船津总务到市政府找市长吴铁成和秘书长俞鸿钧，要求“取缔隐藏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下午，日本驻沪领事寺崎再找俞鸿钧，提出要“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及其他五人”，镇压“大学的危险分子”。11月23日凌晨二时许，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当时陶行知在美国，政府发了通缉令。五天后，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曹孟君被宪兵司令部逮捕，罪名是“赤匪嫌疑，危害民国”。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后，俞鸿钧通知日本总领事馆，说明这是“不顾法律常规加以逮捕的”，“希望切勿登报”。沈钧儒等七人被移交苏州，押在江苏省高法看守所（史良被另押女看守所）。当时国明党和日本虽未登报，当“七君子事件”很快成为闻名世界的重大新闻。
投案入狱宋庆龄营救“七君子”
全救会立即发表《紧急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政府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人。全国各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立即掀起营救“七君子”的高潮。北平各大学决定罢课两天，并派代表赴京情愿要求立即释放爱国领袖，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活动中，杨明轩、徐彬如、韩卓儒、李黎等发表宣言，并组织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释放绳钧儒等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也驰电营救“七君子”。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时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爱国领袖。其后，经周恩来出面，“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七君子”入狱八个多月，经过两次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在法庭上七人先后答辩，逐条驳斥高等法院《起诉书》，据理相争，把法官变成被告，把法庭当成宣传抗日救亡的讲坛。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派杜月笙、钱新之出面调停，对七人进行劝降，提出只要走一趟反省院即可恢复自由。“七个人是一个人”，他们的态度是“爱国无罪，亦无反省之可方”，“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吾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与个人人格有损，万难接受”。
陶行知和陆璀在美国发动知名人士和华侨领袖签名营救活动，陈铭枢、方振武在海外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几家杂志的主笔等16人致电蒋介石，对“七君子”的被捕表示深切的关怀。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也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沈兹九、胡子婴等16人为营救“七君子”，共同签名向江苏省高等法院呈文具状，自愿要求投案入狱。1937年7月5日，在宋庆龄的率领下，胡愈之、沈兹九、胡子婴、张宗麟等12人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宋庆龄意正言辞的对首席检察官说：“如果他们七人救国有罪，则我们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检察官无可奈何，只能说投案者没有证据，法院不能受理。宋庆龄一行决定回沪补递证案后再来苏州。
两天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突变。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孙晓村、曹孟君在南京也相继恢复自由。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看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政协会上与共产党密切配合
八年抗战，全救会的同志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与各民主党派合作，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一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全救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鉴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决定组织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以下简称“人救会”），制定新的政治纲领，选举以沈钧儒为首的新的领导机构。“人救会”连续召开了几次会员会议。在一次会议上，适逢原救国会领导人之一的柳湜从延安到达重庆。柳湜报告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情况，特编谈到了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他说：“中国的抗战时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毛主席对救国会给予高度评价，使全体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于八月底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历时43天，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召开了有国共两党和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的政治协商会仪（救国会是民主同盟组成部分，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五项决议，倡议建立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政协会议结束后，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大会主持人。五项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国民党撕毁，同时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只有寄托予中国共产党。
三年解放战争中，“人救会”和其他民主党派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民主运动，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救国会于12月18日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会员和各民主党派认识。沈钧儒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赶来参加会议并即席讲话。胡愈之宣告，中国人民救国会已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光荣结束。会上发表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最后宣布了由沈钧儒等9人组成纪念委员会，以办理救国会的永久性纪念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