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历史文化名人
资料来源：聊城新闻网原创专题、聊城文化部落新浪博客等
伏羲，远古时期部族领袖，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传说为中华远古帝王“三皇”之一。据史志记载，伏羲在今阳谷县北境长期居住生活。清康熙十二年修《阳谷县志》载：“阳谷北境有宓城，太皓伏羲氏之城也。故宓城传言为伏羲城。伏羲或谓宓羲。城在阳谷安乐镇以北，阳谷在伏羲城以南，为伏羲教民种谷之地。”
伏羲对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推出了24节气 ，开辟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纪元;他以超人的智能，将观察到的一切用一种数学符号描述下来，制作了八卦，用阴阳八卦来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和人伦秩序。相传，他造书契、正婚姻、创乐器、教人结网，从事渔猎畜牧，使原始社会进入渔猎畜牧经济时期。
颛顼乃上古帝王，系黄帝之孙，“初国于高阳，故号高阳氏，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在位七十八年，寿九十八岁”。其墓葬于何处，历来说法不一。《一统志》载：“帝颛顼高阳氏陵有二：一在开州，一在东郡城西北二十里。……在东郡者有庙，民间称’聊古庙是也’。”
聊古庙位于聊城城西北7.5公里处(现东昌府区闫寺镇申李庄东)，据文物考古调查，此处系一古文化遗址则确凿无疑。该遗址为方形高台地，暴露面积500平方米，为黑灰土堆积。遗址表面散布着不少陶片，可识器形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罐、杯、南瓦、豆、盆、殷代的鬲，周代的绳纹筒瓦等，属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遗址。
聊古庙遗迹有三：一是颛顼庙，又名“聊古庙”、"聊王庙"，原有一座用以祭祀颛顼的庙宇，该庙规模宏大，远近闻名。庙内有钟楼、彭楼、大殿、廊房、后楼等建筑。大殿内供一高约7尺的颛顼帝执圭坐像。大殿后二层阁楼内，塑有颛顼帝及后妃神像。1945年庙毁，现仅存遗址。二是颛顼墓，在颛顼庙后(北)，传说为颛顼帝之冢，为长方形高台地。三是圣水井，为一古井，在颛顼墓旁，为一近似圆形的普通砖井，壁饰青砖，逐层叠压垒砌，砖面布满青苔井水甘冽清澈，一眼便可望至井底。圣水井因人而圣，因水而圣，其水千年不竭，风韵犹存，因此井而形成的“圣泉携雨”为聊城古八景之一。
颛顼为五帝之一，乃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于若水(今四川省渡口一带)，实居穷桑，昌意之妃女枢“感瑶光而孕”，生下颛顼。颛顼十岁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初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都于帝丘(今濮阳县西南)。在位七十八年，号为高阳氏，为五帝之一。颛顼是上古时期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的部族首领，主要活动在冀、鲁、豫一带，聊城为其属区并多次临视。其主要功绩如下：
改革巫政，整肃秩序。颛顼初年，“民神杂揉，家为巫史，民渎齐盟，灾祸荐臻”，社会秩序严重失衡，部族关系分崩离析。颛顼执政后，君权神授，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民属”，废除家家人人祀天、地、神的祭典，强令民间与各部族禁绝巫教，接受教化。改革黄帝以图腾纪官之法，始以民事纪官，使上层官吏职责初步明朗化。从而强化了中央集权，促进了部族和合，实现了天下大一统。针对群婚群居，男女无别，长幼无序现状，颛顼改革婚姻制度，始于男婚女嫁，禁绝血缘联姻;教诲伦理纲常，强调“妇女避男于路”。规矩了洪荒子民。通过颛顼改革，国家、阶级和家庭诞生，氏部族解体，“父权”取代“母权”，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初步形成，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
创制九州，初定版图。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和《乾隆御批纲鉴》记载，中国九州建置区划，创制于帝颛顼时代。黄帝时代虽然统一了中原地区，但蚩尤部族一大部分退据于四川、贵州、云南一代，事实上形成了长期独立局面，直到颛顼帝文治天下，才实现了中华华夏大部族与川、黔、滇等地蚩尤后裔九黎等各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各民族的真正统一。为便于统治、管理和建设，帝颛顼对中国区域建置进行明确规划，确定了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九州的名称和分辖地区。至此，中国版图“北至幽陵(幽州)，南至交趾(广东、广西和越南一带)，西至流沙(甘肃敦煌西南)，东至蟠木(今东海之中)。”正所谓幅员辽阔，“统领万国”，“日明所照，莫不砥属”。
载时象天，历法之宗。《史记》记载，帝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财以任地，载时以象天”说他有谋略，晓事理，善于创造财富，能够按天象划分年历四季。颛顼以辰星为主观测星而治历，“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观测一年中与二十四宿的关系，确定太阳在一年中的周天行度、四时八节的运程和一年之计始于春的理念，将四时分别为仲春春分，仲夏夏至，仲秋秋分，仲冬冬至，初定一年为366天。从而，形成我国最具造科学性的古老历法——《颛顼历》。《颛顼历》第一次明确地把以物候观测为重点转移到以天象观测为重点，科学排序了一年的节气，人类进入了治历明时的新阶段。因此，帝颛顼被尊为“历法之宗”。
字圣仓颉
仓颉，上古时期黄帝史官。5000年前，他作为黄帝史官，伴驾南巡。在一次古远山林里展开的狩猎活动中，他看到猎人们匍匐在地，仔细观察散落的蹄痕印迹，用以确定野兽的行踪。他由此得到启发，突生灵感，以鸟纹兽迹为蓝图创造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从此，祖先们告别了结绳记事的年代，开始了契木为文的文明。
从此，世代传承发展，生生不息。钟鼎陶泥，甲骨汗青，铅火枣梨，刀笔毫宣。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积墨于今。这位补天浴日彪柄千秋的老人，被后人虔诚地尊称为文字始祖。去世后葬于今东阿县铜城镇王宗汤村东南。《东阿县志》载“在县（今平阴县东阿镇）北三十里，墓前有祠，久圯。道光五年知县李贤书捐俸重建。”仓颉墓原有高大的墓冢，墓前有古碑数幢，祠堂三间，二层。此地尚存仓颉墓碑、仓圣桥等遗迹。
军圣孙膑
军圣孙膑，战国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阿城镇）人，孙武四世孙，著名军事家。孙膑早年与魏人庞涓共同习艺于战国时隐士鬼谷子。庞涓忌孙膑之才，借故施以“膑”刑，意欲使孙膑从此隐迹于世。其后齐国使者暗中将孙膑载回，威王任孙膑为军师。孙膑先为田忌设攻魏救赵之计，大败魏军于桂陵（今河南长垣附近），后又用“减灶”之法惑敌，于马陵（今莘县西南）预设伏兵，再败魏军。庞涓势穷自杀，孙膑因此而名显天下。后隐居，著《孙膑兵法》。但失传久已，1973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竹简，经鉴定内有《孙膑兵法》残编，整理得440简，11000余言。
旧时阳谷阿城镇有孙膑庙，阳谷城北有孙膑阁及大、小迷魂阵，莘县有马陵之战古迹等多处。
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多次来聊城讲学传道，留下多处历史古迹，如孔子宿处碑、孔子回辕处等，冉子墓亦是其中之一。冉子墓位于冠县县城西北9公里高王段村东冉子中学院内。 据传，冉子讲学来冠县，不幸病故。按古人“葬不择地”的习惯，遂葬于冠县。至今，冉子墓附近尚有添病(今田平村)、亡断(今王段村)、孝子哭(孝子哭村)等村名，证明着这段史实。
回顾冉子的一生，可从中清楚地找到他以德行传世的脉络。
冉子名雍(公元前522年--?)，字仲弓，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弟子，少孔子29岁，早年拜师孔子。随孔子周游列国后，回鲁后的第三年(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41岁的冉子为季氏私邑长官，为政“居敬行简”，主张“以德化民”。但由于季氏“仕三月，是待以礼貌，而谏不能尽行，言不能尽听，遂辞去，复从孔子。居则以处，行则以游，师文终身”。
冉雍出身名门且家风尚学。冉子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曹叔振铎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家境贫寒，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冉氏族谱》记载，冉离娶颜氏，生长子耕，次子雍。颜氏死后，离又娶公西氏。公西氏闻孔子设教阙里，“命三子往从学焉”。冉子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为孔子弟子，皆在孔门十二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当地人称为三冉，为后人敬仰。
冉雍“仁而不佞”，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孔子对其甚为器重，有“雍也可使南面”之誉，这是孔子对其弟子唯一的最高评价。
冉子曾问政于孔子，孔子教仲弓存心敬恕重修身，办事从大体著想，多举贤才。孔子临终时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所以后世对冉雍的评价甚高。如荀子在他的《儒效》篇中，就把冉雍与孔子相提并论，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即仲弓)是也。”
孔子逝世后，“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东汉郑玄语)。由此可见，冉子是儒家经典《论语》的主要辑录人。又独著6篇，谓之《敬简集》，自经秦火，书已不存。因此，历代王朝均因尊崇冉子的德行与学识而加以追封。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为“薛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下邳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薛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称“先贤冉子”。
据史料记载，冉子墓原有祠，始建年代不可考，但在晋代《水经》中已有明确记载，可见年代之久远。清代最后一次重修后的冉子墓整个建筑占地10余亩，分冉子祠堂、冉子墓和东跨院三部分。冉子祠堂、冉子墓成中轴线南北排列，南部是祠堂，北部是墓地，东西面两道红墙把祠堂和墓地圈成一个整体。
唐尧时的一位高士，为世人所崇敬，尧闻其贤，欲以天下让之，坚拒不受，隐居在聊城，营巢而居，以放牧了此一生，人称巢父。去世后埋葬于此，后人称其墓曰巢陵。“后晋二年(945年)，黄河决口，平原郡治所王城(即聊城)淹没，州县治南迁巢陵，筑起城郭，曰巢陵城。宋淳化三年，黄河再度决口，巢陵城毁，州县治迁至今所。”巢陵遗址在今东昌府区许营村西北1公里处，史志称此处“为巢父放牧处，碧草如茵，蝶舞鸟鸣，古为“聊城八景”之一，曰“巢父遗牧”。
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于是遁耕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也，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谁能见之?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声，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本名开，汉时称启，为商汤的16世孙，殷帝乙的长子，殷纣王的同母庶兄，商末周初朝歌人，因其封国名微，爵位为子，故称微子。古聊城有微子国，宋《太平寰宇记》及当地有关史志载：“聊城有商微子城”，“纣之庶兄封于此，故有城存焉。”城址疑在今聊城开发区蒋官屯镇邓屯一带。
据史志记载，微子多次亲谏纣王，见“纣终不可谏”，便谋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箕子认为“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于是一，微子便远离纣王逃到微。“微”是微子的封国，即今聊城一带。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祭器造于武王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矛、膝行而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纣王的情况。周武王很受感动，“乃释其缚，复其位如故”。曾作<伤殷操>：“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后承成王命代殷後，奉其先祀，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戴爱之。寿终后，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
《论语》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伊尹为商初大臣。名伊(另说名挚)。今莘县人。出仕前，曾在“有莘之野”躬耕务农，教民种谷植桑，后为成汤重用，辅佐商汤灭夏建立商朝，汤尊之为阿衡、保衡。他为商朝理政安民60余载，治国有方，权倾一时，世称贤相、3代元老。伊尹于公元前1713年卒于亳(今山东曹县南)，享年百岁。据莘县旧志记载：“莘之北门外曰伊尹田，伊尹田北八里，古有莘亭。世传伊尹躬耕处也。”又载：莘亭建自汉时至清康熙年间，亭基仍存。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东昌府知府程光珠访求古迹，亲书“莘亭伊尹耕处”6个大字，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虎云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以永志之。
伊尹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之师、中华厨祖。
伊尹与聊城莘县有着很深的渊源据《孟子·万章上》载：“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后来莘县城北之地一度被称为“伊田”。清光绪十三年《续修莘县志》载：“莘之北门外曰伊尹田，伊尹田北八里，古有莘亭。世传伊尹躬耕处也。”又载：清康熙五十五年，东昌府知府程光珠访求古迹，亲书“莘亭伊尹耕处”6个大字，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虎云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以永志之。其碑今在莘县城北单庙乡大里王村西，碑文大部清晰可辨。另在莘县有伊尹庙，又称任圣祠，为汉时创建，后多次移址重修，清代移于城内。“伊庙清风”为旧时“莘县八景”之一，历代地方志多有记载和题咏。
纵观中国历史，一般是开国出良相，商也不例外。商朝开国元勋伊尹出身奴隶，曾辅佐商汤起兵伐桀建立商朝，成为我国奴隶社会唯一的一个奴隶出身的圣人宰相，史称元圣人。他先是辅佐商汤，商汤死后，辅佐外柄，外柄死后辅佐中壬，中壬死后辅佐太甲，太甲死后辅佐沃丁。在沃丁统治期间，忠心耿耿的伊尹去世，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之。伊尹为商朝理政安民60余载，先后辅佐过五位天子，其间多次有过“取而代之”的机会，伊尹却始终忠心耿耿，用自己杰出的功绩树立起一座忠臣的丰碑。由于他治国有方，权倾一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贤相。
伊尹还是是历史上第一个以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治理国家的杰出庖人。他创立的“五味调和说”与“火候论”，至今仍是中国烹饪的不变之规。
闪 子(?～?) 周时孝子，古列“二十四孝”之一。
姓氏无考。今莘县人。父母年老，俱患眼疾，思食鹿乳，闪子乃衣鹿皮入鹿群中取鹿乳以供亲，猎者误以为鹿，欲射之，闪子见状，大声疾呼，具情以告，得免。殁后封为王，称闪王。莘县城南有闪里村，传为孝子闪王旧时居处。莘城南关古有闪王庙，城南2里处古有闪王墓。旧时褒封甚重，题咏甚多。
晏子，名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春秋时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作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子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而名闻诸侯。以一部《史记》被后世奉为“千古文章之主”的司马迁，对晏子推崇备至，竟佩服到甘愿为他当车夫的地步(据《史记·管晏列传》：“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春秋时期的齐国，经过桓公和管仲时期的励精图治，已成为诸侯中举足轻重的大国。晏子担任上大夫后，虽然他辅佐的三代君王灵公、庄公、景公，没有桓公那样的雄才大略，但齐国能够迅速中兴，日渐强盛，靠的就是晏子的旷世之才。
晏子之才，首推雄辩，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不辱使命，雄辩四方”。有关晏子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如“二桃杀三士”、“出使狗国，故进狗门”、“小人出使小国”、“桔生淮北则为枳”等，晏子凭自己的智慧给历史留下了一段段佳话，也由此成为雄辩和不辱使命的象征。
事实上，千百年来，晏子一直是作为一个贤相的范本而倍受尊敬的，而身为宰相，仅靠雄辩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宰相必须时刻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才能得到百姓的认可和拥戴，也才能让政令畅通。而百姓的利益往往与
作为千古名相的晏子，其谏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他以“踊贵而履贱”(踊是断足之人穿的鞋子，履是健康人穿的鞋子)力谏齐景公轻赋省刑传为佳话，而著名的“晏子治阿”的故事，则更显示了千古名相政治才能。
据资料记载，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卿，齐景公时，晏子为东阿宰。“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于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会赋敛，仓库少内。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再拜。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子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不复与焉。”由此，齐景公知晏子贤，用为相，任以国政。
晏子善辞令，多所谏净，颇有政绩，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与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同为齐贤相，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将他们并称“管晏”。汉代刘向也把他和管仲相提并论(《晏子春秋》)。孔子对宴子评价也很高，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因此，晏子堪称 “明圣”。
绵驹，春秋时高唐人，为齐国民间歌舞名家，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国家级歌星。史载“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居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变国俗”，“绵驹善歌，雅俗共赏。”他弟子众多，形成浩大的民歌队伍，为古代民间歌舞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传唱的部分作品被孔子收入《诗经》，可见其影响之大，后被奉为“音神”。高唐县城东门外原有“绵驹故里”碑和绵驹墓，墓旁有“弟子安琪守墓处”石碑一通。清乾隆《高唐怀古》有“为忆绵驹能变俗，深惭刑措让成康”的佳句。
季札，又称公子札，春秋时吴国国王诸樊之弟，因重信义名闻千古。《史记》载“季札之初使，北过
计然，春秋时谋士。又作计倪、计砚、计研。今莘县人。常游于海泽，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授范蠡七计。范佐越王勾践(?～前465)，用其五而灭吴。《汉书·货殖列传》载：“昔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二年国富，厚贿战士，遂破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颜师古曰：“计然者，濮上人也，博学无所不通，尤善计算，尝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然、倪、砚声相近，实则一人耳。”
鲁仲连，又称鲁仲连子、鲁连子和鲁连，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
在鲁仲连的早期活动中，他是以口才超群、谈锋机警的“辩士”形象出现的，但他和一般的辩士有着明显区别。稷下学宫中的“天口骈”田骈、“谈天衍”邹衍等人大多务虚谈玄，斗嘴诡辩，鲁仲连则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而辩，为国事而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自己的辩才直接应用到帮助田单收复失地、光复齐国的斗争实践中。
鲁仲连善谋划，常周游各国，为人排难解纷不受酬报。赵孝王九年(前257)，秦军围赵都邯郸。他以利害劝赵、魏“义不帝秦”，赵、魏接受其建议后联合燕、齐、楚等国抗秦，邯郸围解。秦军撤退后，
英雄永垂不朽，高士光照千秋。后来，人们为了感谢鲁仲连射书救城之功，纪念他才智超群的历史壮举，在聊城东门外修筑了一座砖石高台，台下辟有拱门，是进城必经之地。台的门洞两侧，各有石刻横额，东书“鲁仲连台”，西写“旷古高风”，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故事也代代流传。
据史志记载，鲁仲连故址茌平县望鲁店村周围有海市蜃楼之景，称“连村烟市”，列茌平古八景，今望鲁店村鲁仲连祠及墓均修复完好。
淳于髡，(约公元前386年——约前310年)，生于战国时期齐国茌平，葬于茌平。齐国赘婿，齐威王用为客卿。他学无所主，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他多次用隐言微语的方式讽谏威王，居安思危，革新朝政。还多次以特使身份，周旋诸侯之间，不辱国格，不负君命。公元前349年，楚国侵齐，他奉命使赵，说服了赵王，得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国闻风，不战而退。政治思想上，他主张益国益民的功利主义。在同孟轲就“礼”与“仁”的两次论战中，鲜明地表现了他这一立场。司马迁称赞他说：“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所著《王度记》今已失传。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现存史料中，通过对淳于髡滑稽善辩故事的记载，可以得知他是博学强记的天才，是卓尔不群的忠义志士。有一次，齐宣王下诏求贤，淳于髡一天推荐七人。宣王怀疑他荐士太滥，于是责问他道：“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答道：“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罩黍，梁父(二山名)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战国策·齐策三》)他机智的回答，既消除了宣王的疑团，又表明了自己贤士和伯乐的身份，从而又增加了宣王对自己的信任。淳于髡还能从人的言谈话语中，推知其今后的行为和前途。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邹忌鼓琴论政，三月受相印。淳于髡对此事很不放心，于是亲去试探邹忌的政治才干。他以“狶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住，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等五句隐语表达了自己的五点政治主张，即：执政者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特长，不应求全责备或用其所短;执政者应该依附人民，而不应该疏远人民;执政者应该
尹齐，西汉大臣。茌平人。尹齐初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时张汤为御史大夫，经常称赞尹齐为政廉洁，做事果断。武帝使尹齐负责捉拿盗贼，尹齐执法不避权贵，有功，迁关内都尉。其前任宁成即以严酷著称，出入潼关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对宁成畏惧如此。尹齐到任后，严酷之名“甚于宁成”。武帝以为能，拜为中尉。由于尹齐督察苛刻，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虽有所收敛，但一般官吏也都因担心触犯刑律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治事，故诸事多废，尹齐为此被免官。后来，死于淮南都尉任中。死后，家中的财产不过50金，可见做官廉洁。因其诛杀过多，仇家要联合焚烧尹齐的尸体，其妻只好载尸逃回原籍。
乙瑛：崇儒重教 汉隶大家
乙瑛（？～？），字仲乡，平原高唐（今高唐）人，东汉桓帝时为鲁相，著名书法家，桓帝时任鲁相。
乙瑛尊儒术、重教化，初任鲁相后到孔庙祭拜孔子时，亲自撰文并书丹“谒孔庙碑”，即《鲁相谒孔庙残碑》，是当今孔庙中除墓碑之外最早的汉碑。该碑虽已残缺，但仍辨清数十刻字。碑字现横势，雄健冲和，波尾常现大挑；字形折角圆和，中敛旁长，隶书已达炉火纯青境界，被誉为天下名碑、汉隶佳品，在书法艺术界具有很高的价值。元嘉三年（153年），乙瑛上奏朝廷，为孔庙请置掌管礼器的百石卒史一人，后人为记述此事立碑，全名《汉鲁相乙瑛奏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简称《乙瑛碑》，亦属汉碑精品，现存于曲阜孔庙。《乙瑛碑》是东汉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在中国碑刻史和书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碑文载：（乙瑛）“政教稽古，若重规矩。”民国十五年《高唐县志》称乙瑛：“关心先圣，禆补儒教，……为德范之首。”
谢 弼 (?～?)东汉官员。字辅宣。今莘县朝城镇人。谢弼以中正方直著称，为当地所推重。灵帝建宁二年(169)，朝廷颁诏举有道之士议政，谢弼应诏对策，被任命为郎中。是年，“青蛇见前殿，大风拔木”，被认为是灾异现象，诏公卿以下臣僚各陈政治得失，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答天谴，谢弼写了上书，主要谈了三个问题：(1)谢弼认为，“和气生于有德，妖气生乎失政。”灾异现象是上天的谴告，是为政治失误而发;政治失误的责任，应由奸臣承担。他建议灵帝即惩罚宫中亲信大臣。灵帝12岁以外藩继位，虽然名义上是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辅政，但实际权力是掌握在张让、赵忠和曹节等一班宦官手中，谢弼要求惩办当权奸臣，是把目标指向宦官。(2)窦武被诛后，窦太后也被迁于南宫云台，不得参预政事。谢弼要求请窦太后回宫。他认为，当前边境紧张，农民起义频仍，灾异屡现，都与此有关。谢弼表面上是要求尊崇窦太后，而窦太后是当时宦官的对头，实际上他是在暗示应摆脱宦官的控制。(3)谢弼认为，灾异也是由朝廷用人不当而发。他公开要求重新重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主要受害者李膺及士大夫官僚的名流王畅等人，并公开为陈蕃呼冤，认为是被群邪陷害;他又要求罢免当时四公中的三公，认为他们没有能在朝廷政治斗争中主持正义。谢弼公开支持士大夫官僚，自然也是旨在反对宦官。当时，正是宦官专权的顶峰时期，谢弼的上书自然不会被采纳。因他在上书中并未正面涉及宦官专权，故只被贬为广陵府丞，幸免于受害。谢弼既深深不满于朝政，便没有上任，而直接辞职回家。当时的东郡太守曹绍，是中常侍曹节的侄子，他得知谢弼的政治倾向后，对谢弼非常憎恨，遂借口谢弼在其他方面有罪，将其逮捕入狱，在严刑拷打下，谢弼含怨死于狱中。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出生于山东聊城市莘县。曹植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画眉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也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诗品》的作者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32岁那年曹植因政治抑郁不得志徙封东阿。忧郁中病逝，遵照遗愿，将其葬于东阿鱼山。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相传曹植在东阿是潜心著作，在游鱼山(在今东阿县境)时，感鱼山之神制，闻空中天乐梵呗之声，美妙绝伦，意境深远，感悟甚深，于是将其音节纪录下来，结合《太子瑞应本起经》，撰文制音，作成了《太子颂》和《菩萨子颂》，遂成合汉曲梵音而制作梵呗之始。梁《高僧传》卷十三：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音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四十二契当指四十二个曲章)。《法华玄赞》卷四：陈思王登鱼山，闻岩岫诵经，清婉道亮，远俗流响，遂拟其声，而制梵呗。“纂文制音，传为后世”（《法华玄赞》），世称“鱼山梵呗”或“鱼山呗”。我国最早的佛教梵呗就是从曹魏时代开始的，曹植就是“改梵为秦”的中国化佛曲--梵呗之音创始者。作为最早的中国佛教音乐，“鱼山梵呗”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兴盛世界。旧志将“鱼山闻梵”列东阿古八景。今东阿县鱼山麓有曹植之墓，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华歆(157年—232年1月30日)，三国时魏之相国。字子鱼。今高唐人。东汉末，举孝廉，受郎中。汉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少帝即位，何进辅政，征华歆入朝任尚书郎。次年，董卓专权，华歆奔南阳，劝袁术讨董卓，袁术不听。此时，汉献帝派使臣东来，诏拜华歆为豫章太守。他为政清廉，深得吏民拥戴。孙策经略江东，华歆奉迎，孙策也待他如上宾。汉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时，曹操以献帝名义征调他去许都。其部下和朋友一千多人，都给他送了厚礼，他概不拒绝，而令人暗暗写上标记。临行时，他把这些礼品都摆出来，对大家说：“本不想拒绝诸位的好意，所以礼品越收越多。但是我想，单车远行，带着这些贵重东西，不仅不能给我增光彩，还会引来诸多非议。希望诸位给我想个办法吧!”人们只好各自取回自己的礼品，钦佩他的品德。到许都后，他官拜议郎，参司空军事，进而为尚书，转为侍中，代荀彧为尚书令。曹操称魏王，他为御史大夫，后来拜相国，封安乐乡侯。曹丕称帝后，进为司徒。他虽官高位显，却常守清贫，皇帝赏赐的财物，他分给亲友，赏赐的奴婢，他放良嫁人。魏明帝即位，进封博平侯，官至太尉。他主张举荐选拔人才，既重德行，也重学业。他教子有方，其子孙在魏晋大都位居显要。太和五年(231)病卒，时年75岁。
华歆有《集》三十卷，今佚失，其余见《全三国文》。
刘寔(220年―310年)，字子真，平原郡高唐县(今山东高唐)人[1]，西晋重臣、学者。少年贫苦，靠卖牛衣为生。然而他好学，手里缠绳，口中诵书。为人知识广博、通晓古今，自身品德清洁，行为没有瑕玷。
刘寔以有先见之明而著称。景元四年(263年)，钟会、邓艾讨伐蜀国时，有客人问刘寔说：“两位将领能平定蜀国吗?”刘寔说：“必定能击破蜀国，然而都回不来了。”客人问其中的缘故，他笑着不说，结局正如刘寔所说的那样。刘寔的先见之明，大都类此。
刘寔后因子获罪，富官之后因年老多病辞官，永嘉四年(310年)，刘寔去世，时年九十一岁，谥号元。
王显，(438～518) ，北魏名医。字世荣。今莘县人。少时天资聪颖，颇通医术。孝文帝即位不久，文昭太后梦为日逐，化而为龙，缠绕其后。醒后惊悸，遂为心疾，即召王显医诊。王显按了三部脉，认为并非心疾，而是怀孕生子喜兆，后来果然如此。文帝高兴，补封王显为侍御师。太子宣武自幼多病，经王显多方调治，病愈。文帝对王显更加器重。其后，王显在朝内除主持医疗外，还兼任太府卿、御史中尉等职，参与军政大事，深得文帝赏识，加封为平北将军、扬州刺史。晚年，奉命撰写《方药》35卷，颁发全国，以疗诸疾。魏世宗重赐王显，立馆宇，以彰其绩。延昌二年(513)因营疗有功，被封为卫南伯。
故事传说：初，显构会元景，就刑南台。及显之死，在右卫府，唯隔一巷，相去数十步。世以为有报应之验。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诫其勿为吏，为吏必败。由是宣武时，或欲令其兼摄吏部。每殷勤辞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玺策，于仪须兼太尉及吏部，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又显未败之前，有妪卜相于市者，言人吉凶颇验。时子晔已为郎，闻之，微服就妪，问己终至何官。妪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复更进，当受父冤。”并如其语。北魏王显因通医术被朝廷所重用。他在未显贵时，有沙门相之，说他后当富贵，但不要任吏部之官，否则必败。宣武帝几次想让王显管吏部，都被婉言谢绝。宣武帝死，孝明帝即位，即位仪式须有太尉和吏部。由于仓卒，所以让王显兼吏部行事。后王显果被杀。
孙逖：少年状元 国风哲匠 才思敏捷文墨超凡
孙逖（695年—761年），唐朝文学家、史学家，博州武水人（今东昌府区沙镇附近）。曾任刑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少詹事等职。
孙逖自幼能文，才思敏捷。开元二年（714年），19岁的孙逖成为聊城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名闻一时。开元十年（722年），举贤良方正，唐玄宗李隆基亲至洛阳门接见孙逖，深得玄宗器重。不久，任考功员外郎。其间，他知人善任，重用人才，录用的颜真卿、李华等人均成为国家重臣、海内名士。孙逖工诗善文，声望卓著。其诗作风格清丽，文理精妙，意趣横生，《全唐诗》录存其诗59首，有名篇《宿云门寺阁》《赠尚书右仆射》《晦日湖塘》等传世。其文赋创作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其“文儒”身份中“儒”的一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古文运动的勃兴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张九龄之后的文坛领袖。颜真卿推其为“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
孙逖15岁时，他面见雍州刺史崔日用。崔日用出题令其作赋。孙逖挥笔而就，文理精妙，意趣横生。崔日用惊叹不已，即与其结交。唐玄宗开元十年(722)，经崔日用推荐，玄宗李隆基亲至洛阳门接见，并令户部郎中考试其文才。孙逖文墨超凡，甚得玄宗器重，即升为左拾遗。不久，又升为考功员外郎。其间，他知人善任，重用人才，亲自录用的颜真卿、李华等人均成为国家重臣、海内名士。其后，升为中书舍人，起草诏令，文笔最优。张九龄阅其文稿，反复推敲，一字未能改动。
孙逖任信州刺史时，曾遇大旱年，即令开仓放粮，以低价直接售给百姓，从而使信州百姓渡过灾年，无一人饿死。志碑记载：自田无宇居高唐，“田始大”，历六世而“田氏代齐”;田无宇有子孙书，为乐安孙氏始祖，后世兴旺，孙武、孙膑及孙逖家族皆其后,
吕才(600～665)今高唐县清平镇吕庄人，唐代哲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音乐家，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自然科学家。他出身于寒微的庶族家庭，从小好学，是一位未经名师传授，自学成才的思想家、学者。吕才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信赖的多能学者。太宗、高宗时，历官太学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
吕才精于乐律、能作曲编舞，并善弹琴。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令乐律学家祖孝孙重定乐律，祖孝孙与王长通、白明达互相质难，不能解决。太宗令侍臣，遍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推荐吕才，说他聪明多能，尤长于声乐。侍中王圭和魏徵也盛称吕才学术之妙，说他做了12支尺八(唐代宫廷乐器，与箫相近，但管身短而粗)，发音与十二律管各自谐调。这说明他在音律问题上有很高的修养。除音乐外，吕才还善阴阳方技、天文历算、历史舆地等学。《唐书》《新唐书》均有记载。
吕才在乐律方面的成就尤为人称道，每逢唐太宗宴从臣、赏赐闾里、赋诗抒怀之时，即命吕才依诗谱曲编舞。贞观六年(632年)，吕才相继创作并谱曲《功成庆善舞》(后更名为《九功舞》)、《七德舞》(后更名为《秦王破阵乐》)，之后又创作了《上元舞》。不久即传到日本、印度等国，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齐鲁乐团、陕西省歌舞剧院以及日本的艺术团体，仍在演奏《秦王破阵乐》和《唐代乐舞》。
千余年来，吕才及其《秦王破阵乐》等歌舞曲，一直受到史学界、音乐界的重视，《旧唐书》、《新唐书》及现今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国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都为其列传，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将其列入《齐鲁文化六十名人》之一。
张镐(?～764年) 唐朝重臣。字从周。今聊城市人。少有大志，精通经史。天宝末，官拜左拾遗，随从玄宗入川。肃宗即位，往辅之，拜谏议大夫，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劝肃宗“安养苍生”为要，勿信佛事。他奉命兼河南节度使，都统淮南等道诸军，讨伐安史叛军。他严明军纪，杖杀不听军令，逗留不进的将领;他密奏肃宗，劝其不要接受史思明的伪降，要提防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的叛乱。由于张镐淡泊名利，不事权贵，遂被宦官诬陷而被罢相。后来，史思明、许叔冀皆如张镐所言，果都叛唐。于是张镐又被召为太子宾客，左散骑常侍。代宗初，封平原郡公，任抚州刺史、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等职。广德二年(764)卒。他在政坛30余年，一生清廉，不营产业，廉恭下士，善议而识大体。
路 隋(775～835) 唐代大臣。一作路随。字南式。今冠县人。路泌之子。婴幼时以父恩授八品官，后举明经，授润州参军事、东都幕府，力陈与吐蕃修好。元和五年(810)擢拜左补阙，不久，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充史馆修撰。穆宗即位，入翰林为侍讲学士，拜谏议大夫。敬宗登极，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文宗即位，韦处厚入相，隋代为承旨，转兵部侍郎，知制诰。太和二年(828)处厚卒，代为相，拜中书侍郎，加监修国史。四年(830)，转门下侍郎，加崇文馆大学士。七年(833)兼太子太师。九年(835)，拜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相位15年。后为郑注排挤，出任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浙西道观察使等职。赴任途中病卒。路隋有学识气量，为谏官能直言，以鲠亮著称于世。曾监修《宪、穆二朝实录》，与韦处厚合撰《六经法言》20卷，自撰《平淮西记》1卷。
马周(601～648年2月7日)，唐初宰相。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茌平县茌平镇马庄)人。少孤贫，勤读博学，精《诗》、《书》，善《春秋》。后到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客，公元631年，代常何上疏20余事，深得太宗赏识，授监察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曾直谏太宗以隋为鉴，少兴谣赋，提倡节俭，反对实行世封制。
在唐朝初年的政坛上，活跃着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于一个世代贫寒的农民家庭，他胸藏济世之才，却一直很不得志，他来到了长安准备大展才略，可囊中差涩，住在客店里，经常被店主冷落讥笑，后来，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让他得到了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也有了用武之地，为唐朝初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马周。
马周，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不过，他十分好学，通过不懈的努力，他通读了很多的史书，加上他的天资聪颖，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腹经纶了。然而他生性豪放，也有些怪异，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唐高祖武德初年，马周终于出仕，当上了邻郡的一名低级文职人员，可他认为这对他是大材小用，做的很不开心，整日里以饮酒为乐，不务正事。这一点很象三国时期的名士庞统，可庞统得到了诸葛亮的推荐，马周的狂放不羁却受到当时博州刺史达奚恕的责骂，说他不是做官的材料，马周一怒之下挂冠离职，周游山东一带。后来，他来到了国都长安，他知道唐太宗是个非常有雄才大略的明主，如果自己能得到皇帝的垂青，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可是马周来到离长安不远的新丰镇的时候，因为身上的钱不多，住在一家低档的旅店里，还经常拖欠店钱。店主对马周冷眼相待，经常出言不逊，马周也不介意，有一次，马周让店主拿来一斗八升的酒来，独自豪饮，一个人也不要菜佐酒，一次喝下了如此多的酒，把店里的人都惊呆了，店主也看出了他不象一般的人，也不再难为他了。不久，他来到了长安，面对举目无亲的他乡异地，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他通过一些途径投靠了当时的一位官职也不太高的中郎将常何(这个人非常重要，是太宗的亲信重臣，当年玄武门之变，镇守玄武门的即常何也)，门下做了一个门客，好在常何为人比较正直，对马周也很照顾，马周就这样在长安安下身来。
苦心人，天不负，命运之神终于垂青了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人。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在朝官吏每人都要写一篇关于时政得失的文章，常何是个武将出身的，不会舞文弄墨，见皇帝要他写文章，不禁着急起来。马周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本着报恩的想法，主动提出替常何写这篇文章，常何很高兴，便让马周代自己写。过几天，常何把马周缮写的这篇关于时政的文章呈给了唐太宗观看，李世民看过后大吃一惊，他知道常何不善长文才，怎么也能写出这么透彻的文章来。他有些不相信这是常何写出来的，便问常何这倒底是不是他写的，常何为人诚实，没有冒功，便老老实实的对皇帝说：“臣没有这个本事，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臣写的。”李世民一听常何门下居然有这么一个奇才，很高兴，并产生了立刻想见见这位人才的想法。他想到做到，命人到常何府中将马周叫来，可没想到马周架子还很大，被派去的侍从一个人回来了。唐太宗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再次派人去请马周，一直派出了四次使者，才把这位性格高傲的马周请到了皇宫。马周感觉事情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便高兴的来到了宫中，唐太宗见到了这位穿着普通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时，就感到这个人非同一般，便和颜悦色的和马周谈起了当时政治局势以及为政之道。马周侃侃而谈，从古至今的为政得失谈的非常细致，让李世民大为惊叹，直叹相见恨晚。立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虽然官职很小，可是，以马周的真才实学及李世民对他的赏识，升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没过一年，马周就当上了权利很大的监察御史，对他十分信重。唐太宗为了表扬发现马周的常何，赐给常何三百匹锦帛。酷爱读史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马周的那份时政奏折。他在《新唐书·马周传》上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批注中的“贾生”即指西汉的贾谊，他所作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之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能得到毛泽东的如此评价，足见马周论时政奏折的非同凡响。我们不妨看看这“第一奇文”究竟奇在哪里?(见下文的“马周的谏言”)
马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十分感激唐太宗的信任。他觉得自己得到的不仅是高官厚禄，更得到了一个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他尽其所学为唐朝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公元633年，马周上书皇帝，对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大建宫室的做法提出了比较宛转的批评。在这篇奏折中，马周写道：“微臣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臣虽小人，窃希大道，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马之养，已无所施，顾来事可为者，唯忠义而已。”他从自己的经历开始说起，说李世民的想法是对的，对待父母就应该尽孝道。马周认为唐朝初建，百业待兴,老百姓还很不富裕，应该以发展国力为先，等到以后国力有余了，再修建宫室尽孝道也不为晚。马周在这篇奏折中以非常平和的口气对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也很奏效。李世民看到后觉得马周说的很对，不但没有生气，除了停止了修建宫室之外，还加封了马周的官职，让他更多参与朝政，马周更有了伸展抱负的空间。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一年)，马周又上书皇帝，从以前的朝代兴亡开始议论，并重点谈了隋朝灭亡的原因。他说唐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之所以存在的时间很短，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为什么这些朝代会存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灭亡了?最主要的原因这些
马周为了长安能够维持更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他在长安城中的主干道上设立了许多警鼓，如遇上特殊情况，就命人击鼓为信，好及时的维护社会治安。
公元639年(贞观十二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唐太宗曾经对左右的人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当时的宰相岑文本也说马周的才能可比汉朝的张良和终军，对马周的才能也是深为敬佩。到了公元645年(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了宰相(中书令)，他同时还兼任皇太子
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所做的一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这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因为一直为国事操劳，在长期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最后一病不起。唐太宗见到马周病倒了，便派当时医术最好的名医给马周看病。并且唐太宗还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来看望马周，希望他能早日康复。马周也想继续为大唐的发展壮大再多做几年，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终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只有四十八岁。他在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
马周虽然壮年逝世，但他毕竟也实现了人生的目标--佐
王岩叟：连中三元书法超群
王岩叟（1043-1093），字彦霖，大名清平（今临清）人。宋朝状元，书法家，著作家。
王岩叟早慧，十八岁时“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连中三元。后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吏部侍郎、开封府知府、中书舍人、枢密院直学士签书院事等职。为人做事高风亮节，刚直不阿，才华横溢、政绩卓著，深受司马光、苏辙、吕公著等称赞。
王岩叟一生名显台谏，工书法，正书遒劲浑厚，风棱秀出，独具个性。传世墨迹有《秋暑帖》、《与知府安抚左丞资政札》、《与给事淳夫侍讲札》等，《大人上问帖》刻入“三希堂法帖”，其《阔远》《淳夫》《起居》三帖均宗法颜柳，结体谨严，遒劲奇崛，古朴端雅，神采雍容，于凝重之中不失劲峭秀拔之姿，其书法如同其人格，严正之气溢于楮墨。为文甚多，著有《易经传》、《诗经传》、《春秋传》、《韩魏公别录》等。
周驰：诗文出众书法驰名
周驰（约1270年—1335年），聊城（东昌府）人，字景远，自号如是翁。元代著名文人、书法家。
周驰官历南台监察御史，为“高致文士”。他长于诗文，直抒心性、不流于俗，《元诗选》录其诗24首。尤善书法，在当时即闻名遐迩，求字者甚众。他与赵孟頫友善，诗文翰墨交往频繁：著名的小楷精品《闲邪公家传》为周撰、赵书；赵在《兰亭十三跋》第八跋即其与周共同展观独孤兰亭拓本时所书，书曰：“周景远，即周驰，字景远，元代书法家，行草师二王，婉约丰妍。经术赡逸，驰名能文。”他还经常应邀为名家画家题签题跋，流传至今的墨迹有《跋<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致义台廉访相公尺牍》等，用笔有二王法度，线条遒劲，撇、捺左右舒展，意致翩翩。
王旦(957～1017) 北宋名相。字子明。今莘县人。王旦自幼好学，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二年(991)，任右正言、知制诰，并被封为礼部郎中、兵部郎中。至道三年(997)，真宗即位，4年之中连续晋升，初为中书舍人，后为参知政事。景德二年(1005)，加封为尚书左丞。次年，升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王旦为相10余年，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朝中大部分官员都是他推荐提拔的，但从未推荐自己的亲属做官。天禧元年(1017)9月，王旦病逝，册封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仁宗即位后，为其立碑，并亲笔御书“全德元老之碑”。其后，欧阳修奉旨为其撰写碑文，苏轼为王氏宗祠撰写了《三槐堂铭》。王旦有文集20卷传世。
成无已：(1063～1156) 宋代医学家。今茌平县人。世代行医，无己尤精。著有《注解伤寒论》10卷、《伤寒明理论》3卷、《伤寒明理药方论》1卷，是中国最早注释《伤寒论》的医学家。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从理论上阐述了各种症候的病机、病变及处方用药，阐明了辩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揭示了《伤寒论》的隐奥，使其增强了理论色彩。《伤寒明理论》共50论，每论一证，均包括释义、病因、病理、分型、鉴别及不同治法等。《伤寒明理药方论》则选常用20方，每方包括方义、方制、药理、加减及注意事项等。成无己对张仲景的辩证与方义有所阐发，形成了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他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于慎行(1545～1607) 明代政治家，学者、诗人。字可远，又字无垢。今聊城东阿人。他17岁乡试中举，隆庆二年(1568)成进士，授编修官。他于万历七年所写的《东昌府城重修碑》，有“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等名句，至今被竟相传引。
朱延禧，字允修。明末大臣，今东昌府区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即授为翰林院检讨，后升任礼部右侍郎。任日讲官时，讲《尚书》“可爱非君”一章，阐明义理，颇有独到见解，被熹宗称赞为“讲官第一”，拜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末几，晋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至由他负责编修的两代皇帝的政令集《两朝实录》成书，以及由他负责督修的皇帝陵墓竣工后，天启五年(1625 年)，即升任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其在任时，宫中宦官衙门下令，以后内阁票拟时，要称魏忠贤为“元臣”，朱延禧不愿婀娜奉承，极力反对。御史田景新为讨好魏忠贤，上书弹劾朱延禧。朱延禧为此被革职归乡。卒后，谥“文恭”。著有《畸斋诗文集》十五卷，行于世。
朱延禧回到聊城，栖隐故园，也正遂其愿，乐得啸傲林泉，养花种竹，陶情怡性，不闻世事。他有个方外之交的圣鉴和尚，就在城东铁塔寺做方丈。这和尚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墨竹蜚声艺坛。他的遗作至今聊城视为珍贵文物之一。朱延禧闲暇无事，常找他去下棋看花，品茶闲叙。每次从城里出来去铁塔寺时，都是安步当车，独来独往，平日衣着朴素，行动迟缓，好像个教书先生。
有一天，正是晚秋季节，暑气全消，金风凉爽。他穿了件土布长衫，拿把折扇，又出城游玩。他走到东关姚园子村头，只见路西一户人家，竹篱柴扉，几间草房。院子里摆满了菊花，盆栽畦种，满坑满谷正开得竞奇斗妍，鲜丽夺目。他停步观望，又朝里边看了看，静悄无人。心中忖思：这家主人如此爱花，却是个知音，难得一遇。他未加考虑便走入人家院内，尽自欣赏。正徘徊间，那草房中主人出来了，看到一位陌生的客人，衣冠朴洁容貌不俗，正负手畦边，观赏菊花。忙笑着招呼，并邀请屋里坐坐。朱延禧看那主人，花白胡须，面带忠厚，态度诚恳，便和他寒暄几句并随他到屋里坐下。主人斟茶相敬，朱延禧赞许他养的菊花品种繁富，真乃超俗，主人笑道：我一生别无所好，只是爱菊，天天为菊花服役，与菊花为友，简直是把菊花当作我的性命了。因问到客人姓名，这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他所钦佩的当朝一品宰相朱阁老，连说失敬，失敬，难得相公到此，接着他便要求尚书给他写副对联，以光耀蓬筚。
朱延禧洒脱成性，不便推辞，也一时高兴，待主人拿出纸笔，他便挥毫写出了“唯有菊花当性命”，又为了难，可怎么对下句呢?踌躇之下，问主人尊姓?答姓赵，他触动灵感，马上想到了下联，即挥笔写道：“原来松雪是神仙”。主人大喜，连称真是神来之笔也!
王道(1476—1532)明学者、学官。字纯甫，号顺渠，谥号文定，约生于明弘治初年，武城人。当时，东昌府辖“三州十五县”，武城是十五县之一，隶属临清州。正德进士。选庶吉士，改
据《明武宗实录》、乾隆《临清直隶州志》、明嘉靖以及清乾隆《武城县志》记载，王道“少颖悟不凡”，十八岁就乡试中举。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山东盗贼猖獗，为了赡养避难江南的祖母、继母，王道努力争取，坚决地辞了职。次年任应天府学的学官，又“乞奏”赡养老人。后来被提拔为吏部主事、员外郎中，负责选任、考核官员，“选法公平，门无私谒”。后又被辅臣推荐，升任左春坊“谕德”之职，掌对皇太子的教谕。不久，因病归家。在家十余年，他“杜门讲学，足不涉公府”，“性恬淡夷旷，慕邵雍、司马光为人，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嘉靖年间，被升为南京国子监最高官职“祭酒”，“科条严肃”，“士类歙然宗之”。不久，又因病告归。被荐起用为南京太常卿后，历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礼吏二部侍郎。去世于任上，被追赠为礼部尚书。
初学王守仁，后师事湛若水。怀疑王守仁“致良知”说，认为“良知止是情之动，未动前头尚属疑”(《次阳明咏良知》)。批评王守仁“为学之道，剬求之心而已，是几执一而废百矣”(《顺渠先生文录·答朱守中》)。提出“盈天地间，本一气而已矣”(《天道说》)。太极、道、理，只是气的不同名称，“方其混沦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极’。”“流行往来而不已，即谓之道;因道之脉络分明而不紊也，则谓之理”(同上)。又认为人的形、性、情，以至智愚贤不肖，皆本于气。“天地之气，一阴一阳而已。阴阳之形而上者，谓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 阴阳之形而下者， 谓之器， 而人物分之以范其形” ( 《性说》)。“情者，一气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善，无残忍刻薄之夹带，是性也”。认为“情之善可迁，而性之善不可迁”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著有《顺渠先生文录》等。.
穆孔晖(1479～1539) 明代官员，理学家，心学学者。字伯潜，号玄庵。山东堂邑(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南京礼部主事、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京太常寺卿等官。
穆孔晖是王守仁的学生。王守仁在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时，对穆孔晖的才学很欣赏，录取他为举人。后来穆孔晖在南京做官，恰逢王守仁也在南京任兵部尚书，他又亲聆王守仁讲学，成为王守仁心学的热心拥戴者和心学在山东的第一个传播者。穆孔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继承了王守仁的良知说，把心学与佛学中的“顿悟说”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学阳明而流于禅”。他反对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天理至上”等观点，认为程朱理学多流于空谈，并不能反映儒学的真谛。他认为，心学的精华应是“空”和“寂”，如果掌握了心学，则能“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外物就不能给人以干扰，也就能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
穆孔晖是继承和传播王守仁心学最早的山东学者。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是研究考据学的著作，重要的有《读易录》、《尚书困学》、《大学千虑》、《玄庵晚稿》，另外还有研究史学的著作，如《前汉通纪》、《读史通编》等。穆孔晖对稍晚兴起的山东王学学派学者有一定的影响。
孟秋(1525～1589) 明代官员，学者。字子成，号我疆，今茌平人。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历任县令、兵部郎中、刑部员外郎、尚宝寺少卿等职。
孟秋为人正直，为官期间处事深得民心。在昌黎县令任上，曾“省徭役;兴学校、平刑狱”。离任之时，昌黎百姓上千人截道苦苦挽留，场面感人。到大理寺任职后，曾以职方员外郎的身份督视山海关。由于朝政腐败，官兵纪律废弛，一些为非作歹者任意出入关禁而无人敢阻。孟秋赴任后，立即对守关边军进行整顿，严格军纪与关禁，深得当地军民欢迎。著名学者焦蛇赞誉他：“笃学力行，苦节清修。以名儒特闻，以廉吏令终。治县县治，治狱狱理，司马马蕃，司刑刑清，司玺玺慎，投之所向，恢恢乎游刃而解”。孟秋为官清廉，敢于直言，因此得罪一些官员。
万历九年(1581)，京察中他受到一些人的攻击，罢官回乡。归途中与妻子共驾一辆破牛车，没有一件值钱的财产，沿途百姓皆为之叹息。巡抚都御史许孚远平日与孟秋要好，孟秋回乡后他曾去孟家拜访。所见孟秋的住房仅是几根缘木支撑的茅屋，破陋不堪，唯有大批书籍堆置房中，孟秋每日在书堆中勤奋读书。许孚远见此，感慨万分，称“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孟秋是同乡知名学者张后觉的弟子，在学问上也多承其师。
他与河南知名学者孟化鲤过往甚密，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影响较大。黄宗羲称二孟(孟秋、孟化鲤)如“冰壶秋月，两相辉映，以扶家传于不堕，可称北地联璧”，给予很高评价。孟秋在学术上主张王阳明“致良知说”，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人欲无穷，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终生去欲，终生多欲，劳苦烦难，何日是清净宁一时耶?”他赞成良知说，认为“良知未有不现成者”。他举一个防备盗贼的例子，说如果“家无长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卧，盗贼自不扰我，又何用未来则防、即来则逐乎?”孟秋强调的是追求良知速成说，实际上也是掺和了佛教禅宗的顿悟说，被人称为是“禅学化的王学”。但这种学说的影响在山东仅限于鲁西北地区，在山东其它地区，传统的程朱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
王汝训：潜心研究理学有声望
王汝训(1551—1610)明朝大臣。字师古，号浤阳。今聊城东昌府区人。
自幼笃学，师从穆孔晖门人，得理学之微旨。隆兴五年(1571)登进士，授元城(今大名县)令。万历初年，入京为刑部主事，兵部主事。他把家产分给族人和亲戚，只留几亩薄田，家中清贫。一次，盗入其室，他给以钥匙，令其自取，盗贼翻箱倒柜，找不到什么贵重之物，大为惊叹，叩头而去。他累官至光禄少卿，吏科给事中。他发现吏部的官员陈与郊，借荐官之机，收受贿赂，于是上疏历数其罪，并揭发吏部不论是非，不分邪正之风。吏部尚书杨巍，因陈与郊是内阁大学士的学生，而对其包庇，将王汝训调往南京。不久，杨巍、陈与郊被弹劾，受到处分，王汝训又调回朝，先后为太常卿、太仆卿、光禄卿。
万历二十二年(1594)，改任左佥都御史，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浙江乌程县，有退休归家的尚书董份、祭酒范应期，他们横行不法，民怨极大，遮上诉状者千人。王汝训令乌程知县拿范应期按问，应期不堪其辱，羞愧自缢，其妻赴京师鸣冤屈，到京师告状，万历帝不问原委，将王汝训革职。后董范两家乘胜告状，要求严惩凶手，朝廷令苏州府查办此案，推官袁可立尽力保护群众，除将少数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明 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其余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进行查实，事件很快得到平息。经过退还，董范两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二三。
他家居15年后才被起用，出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工部右侍郎，署部事。他主持南京工部1年多，竭力清除旧弊，节约冗费数万两。他死后，赠工部尚书，谥曰“恭介”。
他家居期间，从事著述，编纂《东昌府志》22卷，又有《疏草》二卷，文集诗稿藏于家未及编刊。他潜心研究理学有声望，后人称他为明儒“七先生”之一。
王汝训墓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郭庄村西。墓地现存石碑等，为聊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逯中立，字与叔，号确斋。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仅为七品。然而，由于所任职务，更由于“遇事敢言”的品性，逯中立多次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刚直奏议。其中，因为直言，他“一忤旨停俸，一见忌辅臣，一被贬外授”。三次挫折，在后人眼中，成为他人生中的三大亮点。
所谓“忤旨停俸”，是说万历二十一年(1593)，吏部左侍郎赵用贤被冤屈免职，高攀龙等五人上疏求救被贬谪，逯中立于是奋起抗疏。结果被认为“不顺从旨意”，罚停俸一年。而“见忌辅臣”，是说逯中立升“兵科给事中”后，恰逢“有诏修国史”，重臣王锡爵举荐他的门生刘虞夔为“总裁”。因为刘虞夔曾“受劾罢官”，很多人认为不妥。逯中立反对尤甚，因而“冒犯”了王锡爵。最后，虽然召用之令被撤销，但逯中立却招致“见忌辅臣”，即不准再见辅佐朝廷大臣的打击。所谓“被贬外授”，是指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因故被削籍，“给事中”卢明诹上疏求救，也被贬秩。于是，逯中立上言建议，应明辨操行纯正之人。结果触怒皇上，被贬为陕西按察司知事。
被贬后，他干脆称病辞职归乡。在聊城，逯中立“家居二十余年，安贫乐道，于易学尤邃”。这期间，他还与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冯从吾等讲学于东林书院，“远近负笈从者甚众”。他的门生耿如杞等，均得其宗旨，成为栋梁之材。逯中立去世后，高攀龙、冯从吾等洒泪“为文以祭”，他的学生们都身着重孝治丧。明光宗时，追赠他为光禄寺少卿。
逯中立因为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有胆有识，被称赞是“能官”，是“聊城七贤”之一。逯中立所著《周易札记》，被录入《四库全书·经部》。这本书后，附有奏议六篇，都是他担任“给事中”时所上。这六篇奏议，还被单独列为《两垣奏议》。其中，《论公用舍》《论修史用人》及《论会推阁臣》三篇，《明史》本传也有简介。
张后觉：无一言不契于心学
张后觉(1503—1580)明学官。字志仁，号弘山，山东茌平县城北张楼村人。曾任华阴教谕。早年受业于颜中溪、徐波石。后以取友未广，北走京师，南游江左，务以亲贤讲学为事。邹善、罗汝芳官东郡，曾为其建愿学、见大两书院作为讲席。学者称弘山先 生。学宗王守仁“良知”说，认为“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无知，知外 无良”(《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
《明史》卷283 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二记载：
张后觉，字志仁，茌平人。父文祥，由乡举官广昌知县。后觉生有异质，事亲考，居丧哀毁，三年不御内。早岁，闻良知之说于县教谕颜钥，遂精思力践，偕同志讲习。已而贵溪徐樾以王守仁再传弟子来为参政，后觉率同志往师之，学益有闻。久之，以岁贡生授华阴训导，会地大震，人多倾压死，上官令署县事，救灾扶伤，人胥悦服。及致仕归，士民泣送载道。
东昌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皆宗守仁学，与后觉同志。善为建愿学书院，俾六郡士师事焉。汝芳亦建见泰书院，时相讨论。犹以取友未广，北走京师，南游江左，务以亲贤讲学为事，门弟子日益进。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问业。巡抚李世达两诣山居，病不能为礼，乃促席剧谈，饱蔬食而去。平生不作诗，不谈禅，不事著述，行孚远近，学者称之为
其门人，孟秋、赵维新最著。秋，自有传。维新，亦茌平人，年二十，闻后觉讲良知之学。遂师事之。次其问答语，为《弘山教言》。性纯孝，居丧，五味不入口，柴毁骨立，杖而后起。乡人欲举其孝行，力辞之。丧偶，五十年不再娶。尝筑垣得金一箧，工人持之去，维新不问。家贫，或并日而食，超然自得。亦以岁贡生为长山训导，年九十二，无疾而终。
赵维新：辑师言传世
赵维新，字素衷，一字文野。生于嘉靖四年(1525)。茌平人。维新“性纯孝，居丧，五味不入口，柴毁骨立杖而后起。乡人欲举其孝行，力辞之。丧偶五十年不再娶。尝筑垣得金一箧，工人持之去，维新不问。”(《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二)。
维新，是张后觉、尤时熙的高弟。“年二十，闻后觉讲良知之学，遂师事之。次其问答语为《弘山教言》”(《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二)，成为一时学者苦学心学的“经书”。状元张元忭居京师，从一友处得知孟秋。张每叩其所，都听到孟秋“吾师云……吾师云……”的朗读声。而问其师，则答“吾邑
“李瀛阳守东昌，率同志延之讲学，信徒益众，学者咸称素衷先生。曾以岁贡生为长山训导”(同上《东昌府志》卷三三，“儒林”)。
著有《感述录》六卷、《感述续录》四卷。此二录即维新感其师张后觉之言而述，故曰《感述》。前录皆记后觉讲授四书之义，《续录》前二卷皆自述讲学之旨，第三卷为诗文，第四卷则附录维新行略及张元忭、孙鑛诸人评语。该“感述”收录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91册。近代学者认为感述录的学术思想：(一)重新提出“心体”的哲学范畴。与“本体”、本原等观。在素衷看来。所谓的“心体”主要是包含道心、本心、良心、人心等意义的范畴集合。(二)发展“性体”工夫论。重新提出“天体”、“真体”、“本体”等新的哲学范畴。再次强调善与真的道德价值。(三)重新提出“天体”、天理和天道的重要性,让心性本体回复到天真和天和状态。实现天人之间、道德与自然之间、内外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即让心性达到万物一体的胸怀和境界。体现了他作为北方阳明派后学的重要人物对中国哲学的融合与创新。
维新的最高官职是训导，与另一位训导在教谕的领导下给几十个生员讲学。其领导教谕在明代是从九品，训导没品级，称未入流。位虽卑，但身居乡野，仍关心国家大事。通过当时的传播途径知道朝内魏氏结党迫害忠良，所崇敬的同志批批受贬、革职。他忧国而无奈，只有借历史事件作诗抒发自己的心声。在《宣尼遗址》诗中云：“鸣犊风传未渡时，曾将木铎暂栖迟。千年元气隐然在，城社虽更址不移。”宣尼，是汉追封孔子的谥号宣尼公的简称，即孔子。孔子不得用于卫，欲赴晋国讲说他的政见，行至茌平黄河渡口，听说鸣犊被晋国专横的正卿赵鞅所杀，乃停去晋、返鲁。所说鸣犊，即窦鸣犊，是春秋末期晋国贤大夫，被赵鞅杀后不久，晋即“因殒鸣犊，秦人入疆”而亡，赵氏乘机建赵国。他诗的意思是：鸣犊被杀的消息传到孔子将过河的渡口，他就将去晋国宣讲政见的计划息止。这事情虽已越千年、正义的元气仍然隐在，朝代社稷虽多次变换、发生事情的地址没移、这段历史永存、给人的教训未变!这是多么痛心疾首的感慨啊!也是暗示当时帝王似晋王样的昏庸，当朝的权臣似赵鞅，圣贤谁敢去效力啊!
维新与人民休戚与共。在他的《蜂螫蝗蝻》和《罗公井》诗里，充分表现了民患他忧，民喜他乐的心情。
家贫，或并日而食，超然自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十二，无疾而终”。
朱之蕃(?～1624)明代大臣、书画家。字元升，一作元介，号兰隅。先祖世居茌平，后附南京锦衣卫，之蕃复隶籍茌平。万历二十三年(1595)会试，传胪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历官谕德、庶子、少詹事，进为礼部侍郎，改吏部。万历三十三年(1605)奉命出使朝鲜，与其国才士互相辩难，赋诗赠答，应对如流，且语言得体，不辱使命。以老母去世服丧，不复出仕，朝廷屡召，皆辞。天启四年(1624)辞世，享年69岁。卒赠礼部尚书。之蕃工绘画，竹石兼东坡神韵，山水酷似米芾等大家。又工书法，真、行书师法赵孟頫得颜真卿、文征明笔意，日可写万字。在他出使朝鲜期间，朝鲜人以人参、貂皮为礼品，请他作画写字。他将所获得的礼品，尽行出售，另买书画、古器以归，其收藏极为丰富。他于泰昌元年(1620)所作《君子林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著有《使朝鲜稿》4卷、《纪胜诗》1卷、《落花诗》1卷、《南还杂著》1卷等。
李本固，字维宁，山东省临清后堤口村人，明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后任河南归德知府。为明代山东较有影响的易学家，著有《周易古本全书汇编》十七卷，有浙江汪启淑家藏本，现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家庙宗祠建于明，拆于建国初期。详著于《临清州治》。
傅以渐(1609年-1665年)，字于磐，号星岩。清朝一代名相。知名学者、历史学家。今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祖籍江西永丰。
幼年家境清贫，天资聪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经史熟记不忘。顺治三年(1646)，中进士，夺状元，成为清代第一位状元。任宏文院修撰。顺治八年(1651)，任国史院侍讲。后为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二年(1655)，奉旨陈时务，上疏安民大计，受到皇帝赞许，被加封为太子太保。顺治十五年(1658)，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十月以葬亲请假还乡，自此卧病不复出。顺治十八年(1661)，闻顺治帝崩，直京奔丧后，又以病告归。顺治帝对傅以渐甚为器重，凡机务大政均与其磋商。傅以渐对帝竭诚尽忠。史料记载：公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与寒素无异。他书奏议，草诏书，拟御制，颇得皇帝赏识。傅以渐曾纂修《明史》、《清太宗实录》，充任清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奉命与曹本荣合著《周易通注》。他对天文、地理、礼乐、法律、兵农、漕运、马政等均有研究，著述甚丰。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其著作仅《四书易经制义》尚存。傅义渐于康熙二年(1663)在家养病期间，主持编纂《聊城县志》。康熙四年(1665)病故，葬于聊城傅家坟。
家族墓地位于聊城市南郊傅家坟村，原规模宏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夷为平地，仅存部分石刻，现为聊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任克溥(1614～1703) 清代官员。字海眉。今东昌府区人。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南阳推官，以治行第一，授吏科给事中，认为励精图治，首重守吏，上“清铨选、严保举”疏，提出选人举官要秉公，要慎重。十四年(1667)转刑科，疏劾顺天乡试给事中陆贻与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交通行贿，鬻举人，陆等被置于法。十七年(1660)转太仆少卿，次年归守父丧，康熙三年(1664)起补原官。六年(1677)升右通政，十二年(1673)擢刑部侍郎。其间屡以减赋、惩贪、禁奢等事上疏，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皇帝说道：“人言任某强干，诚然。”当时有刘姓人来京首告白莲教将在东郡作乱，有的官员主张派兵进剿，任说：“刘姓是一个疯子，我早就认识他，此话不必当真。”因此事息，免掉聊城一场兵临城乡的骚扰。十八年(1679)以京察“才力不及”，拟降调，上命再议，改以“不谨”被夺官。落职回家后，在聊城北坝筑绮园和敦睦堂，自居其中，与家人宴聚。三十八年(1699)，康熙南巡，过临清，克溥前往接驾，被复原衔。四十二年(1703)，康熙再次南巡，过聊城，至绮园，赐松桂堂匾，并题“绿水本无忧因风绉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联以赠，赐尚书衔。年86卒。
刘琰(1651～1712)，清代官员、诗人。字公琬，号介庵。今阳谷人。自幼嗜读，家贫，常晚间借火照读，或映月而诵，寒暑不辍。康熙三十年(1691)赴会试，举进士，由庶吉士转翰林检讨，纂修三朝国史，主持礼部考试，力持公道。十月召试，进《万寿无疆赋》，受赏赐。后出知江宁府，屏绝陈规陋习，上赐冠袍，命督江西学政，严禁请托，剔除宿弊，有“铁面冰心”之称，时有“
清顺治八年(1651)，刘琰出生在阳谷县城东八里营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七八岁时，他父亲去世了，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刘琰幼即好学，爱读爱听古代圣贤的故事，暗中立定志向，要以他们为榜样。读起书来，有时废寝忘食，晚上点不起灯，常常就着火香照明来读书，赶上好月亮天，就映着月光来读，即使是三九严冬，冻得手脚皲裂也不间断。
康熙九年(1670)，刘琰二十岁时参加童生试，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府试、院试三关。在考场上，刘琰很快就完成了应作的七篇时文，时辰才是申未之交(下午三点左右)。主持考试的提学感到很惊讶，一看他的文章，却发现老到浑成，就像是在预先构思好的一样，便问他能更成否，刘琰于是又作了两篇。因此在这场考试中刘琰被取为第一名。第二年科试刘琰又首先被录为廪膳生员，月给银四两。提学称许他为仙才，刘琰文名也越来越传开，以至附近很多人来向他请教学业。刘琰也离家到东平、肥城一带设帐，授徒达数百人。
康熙二十六年(1687)，刘琰参加乡试，高中第一名解元。典试官周清原阅刘琰考卷，大加赞赏，至有“如获拱璧”之语。第二年春，周清原以学政案临沂水岁试，曾邀请刘琰入幕。康熙三十年(1691)，刘琰考中辛未科进士。考后刘琰去拜见房师许逊斋，许说：“按你的文章应名列第一，可惜非我力所能及不得荐为首选，但文章如金玉自有定评，不必因为不能抡元而憾恨。”在接下来的朝考中刘琰被选拔到翰林院，授为清书庶吉士;三年考满，再授翰林院检讨。不久又被选任三朝国史纂修官。书成后，皇帝赐给蟒服一套，作为奖励。
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会试，刘琰任同考官，对私相请托概加拒绝，认真阅卷，客观公正地评选和推荐。即使没被推荐的卷子，也都有予批阅，考生们都敬佩他是文章知己，纷纷以弟子礼晋见请求指导。结果张榜公布出来，经他推选而取中的人都是士林有名的人物。当时舆论评价主持公道者，一致认为刘琰应是第一人，以至海内有“四君子”之称，刘琰列居其一。这一年十月，康熙皇帝为孝惠章皇太后庆贺六十岁大寿，亲自撰写《万寿无疆赋》书写到围屏上进献给皇太后，同时又命朝臣中文学侍从也都撰写一篇同样的贺文。当时遵命作赋的有四十九人，刘琰所作被评为第一，康熙皇帝很满意，亲赐诗绫作奖励。这时恰巧赶上江宁府知府一职告缺，康熙意思想派刘琰去，便征求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李光地是辛未科主考之一，算是
刘琰接受了江宁知府的任命，随即带一名年轻仆从上路，昼夜兼程，很快就到了江宁地界，也不向官府招呼，就在江宁府属各县先走了个遍，对当地习俗民情和官吏好坏作了大体了解。地方上派出迎接的吏役远迎到几百里以外，仍然不见新任知府的踪影，而新太守却已经在境内有两个月了。刘琰上任伊始，就遍发告示给各属县，褒扬善良，对虽有作恶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准许悔过自新，再犯加倍惩处。那些贪污受贿分子和地痞恶棍为害人民的家伙，闻风都纷纷逃避。
当时江宁府时兴一种旧礼，市面上百业各行都对官府有献金和礼物供应，如绸缎机房每天应贡样缎一联，一年下来就是三百六十联，其他各行也都仿此办理，刘琰上任后，规定各属应分火耗、旧规礼皆一毫不受，各县供给一概革除。江宁府所辖的龙江关是进出南京的门户，明朝时曾在此设户部钞关，专理粟帛杂用等税。清朝则由江宁督理织造兼督理龙江关税务，有携带绸缎过关的一旦被查出就要受罚。负责把守检查的拦卒借机作奸，即使是出入携带日用品，也任意敲诈勒索银两。前任知府也知道其中弊情，多次下令禁革，但情况依然如故，似牢不可破。刘琰则采取允许百姓告状的办法，每个城门出处都放置屋瓦十片，用盖有官印的纸封好，如有受欺者到此即可击瓦而去，守卫城门的吏役据以上报，就立即将作奸拦卒拿问，这样才使龙江关积弊得以杜绝。江宁百姓一致称颂新知府，亲切地称他为“击瓦太守”，商民感戴他，供奉他为财神，甚至在他离去后这种习俗还传到了其他地方。
另外，每逢初一、十五，刘琰就定期宣讲皇帝谕旨，反复详细解说，使一般老百姓都能了解，还留心听理诉讼，及时揭露隐伏的坏人坏事，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以至江苏全省都传颂说江宁又出了个龙图包老。在处理完政事公务后，刘琰还爱到书院与学子们讲论学问，当面为他们批改文章评说优劣。后来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刘岩(大山)和黄越(际飞)等名士，就都是当年经刘琰将拔的人物。时间仅仅两年，江宁就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风俗为之一变的新局面，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了朝廷和皇帝那里。
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有几个省的学政出了空缺，主管部门两次草拟初步人选，都不大合乎皇帝的心意，康熙亲自写了刘琰的名字交给吏部，吏部拟派广西，康熙又亲笔勾换为江西。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正月，康熙皇帝第四次巡幸江南，二月到达南京，刘琰接驾，随至皇帝寓所入见。康熙向刘琰询问地方利弊，刘琰一一奏对。之后，皇帝又和刘琰讲论儒经要领，刘琰奏说：“圣学当上对天心，下通民志，其功在克己慎独，其要在亲贤远佞。”皇帝命侍从拿纸笔来，让刘琰写下这几句话，刘琰便恭恭敬敬地写了三句纲领性的话呈上，康熙很满意，也乘兴写了朱熹的《窗铭》“言思毖，动思踬，过思弃。端尔躬，正尔容，一尔衷”赐给刘琰。另外又赐冠袍各一，极尽宠幸。有一次皇帝还亲自驾临江宁府署，君臣之间曾有这样两句问答——康熙问：“江宁年成这样丰裕，不知爱卿也跟着富起来了没有?”刘琰答道：“臣惟有一怀明月两袖清风而已。”康熙离开南京时，又命刘琰随驾至苏州，与别人一同召见，交谈了很长时间，然后留下吃饭。回程到镇江金山寺时，又一次召见，命刘琰即赴江西新任，不必再等候送驾。刘琰跪请皇帝训示，康熙送给他两句话：“拔真才，做好官。”并特赐刘琰座位，还专门给刘琰写了一道“凡学政所宜为者，不许地方掣肘”的敕书，刘琰谢恩而出。
刘琰告别江宁那天，道路上拥满了送别的人群，有拉着车不让走表示挽留的有设宴饯送的，从早到晚，轿马都难得前行一步。只好又回到公馆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刘琰便自己骑了个马去长江岸边上船。等船开时，两岸鼓乐声和相送流泪不忍告别的，声音混杂，几十里地络绎不绝，准备乘船相送的有数百人。刘琰深受感动，即景赋诗三章，并再次坚决谢绝大家的盛情相送。
刘琰到江西学政任后，不忘康熙的殷殷嘱托，以兴利除弊、选拔真才为宗旨。按例行职责，首先对所属各府州县文武生童进行考试，一概出于公心，谨慎从事，丝毫不敢苟且马虎;每出一题，都要自己先写一篇程文作为示范。无论是在开考前对诸生训勉还是阅卷评定之后，都要讲明儒经宗旨所在，教育士子要以注重品德、崇尚操行为先。严格杜绝私相请托，对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样拔取，江西士子都称颂刘琰是“铁面冰心”。江西士林风习也为之一变，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凡是被刘琰所选取的人才，老百姓都交口称赞，就连农夫牧童、妇人女子都称道是真秀才。在考试到饶州(今鄱阳)的时候，发现州府所取参加院试的名额每县才不过数十人，不但人数少，所作文章也不足观。刘琰就发布告示，凡县考应试童生有名在案的都可准备参加这次院试，不受原来所取名额限制，考试时间另行通知。任提调官的当地州官对刘琰的做法提出指责和非难，刘琰取出皇帝的敕书，说道：“朝廷赐给我这个敕书，不是光做样子好看，是要派我来选拔真才，以为国家准备有用之人。你难道是想和朝廷使者对抗吗?”气愤之下就要对他弹劾，因同僚们恳切求情才作罢。最终还是照刘琰的方案，凡县案有名的都参加复考，结果真才倍出，没有因贤才未被录用而出现遗憾。岁试一遍完毕，刘琰去谒见巡抚张志栋，张欢然迎入并三致拜礼，刘琰表示不敢当，张说：“公一尘不染，为朝廷拔取真才，应当向你致拜；您为江西培植文风，我作为一省巡抚，有风俗教化的责任，又应当向您致拜；我老家是山东昌邑，您是山东阳谷，咱们两个是老乡，您帮了我的忙，我这算又沾了老乡的光，这是第三层向您致拜的理由。”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李基和继任巡抚，对刘琰更加敬礼。两人相见之时，李握住刘琰的手说道：“过去同在翰林院时，只知道您文章有名，现在才知道您文章和政事都是同样出色，真正可称得上是表里一致的君子啊!”于是向全省发出公文，号召下属十三府官员都以刘琰为榜样。遇到有关大政，一定要请刘琰商酌后才去施行，刘琰有什么意见也诚恳地直言相告。
学政三年任内第一年进行岁考，第二年科捞。按照当时规定，岁科考试所录取生童都要造具清册，解送礼部，岁科考一等生正场卷也要咨送礼部磨勘，如复查发现错谬和作弊情事，除罚处生员外，严重的以至学政也被罚俸议处。刘琰将岁试册文报部以后，礼部主管多次索要规礼，刘琰不予置理，当事者便以册文字画错讹为由，拟议对刘琰降一级处罚。时当康熙四十四年春皇帝第五次南巡到江南，处理到这件事，便问两江总督阿山：“刘琰为官怎么样?”阿山回奏说：“刘琰居官清正，两江第一。”康熙又问江西巡抚李基和，李回奏道：“刘琰主持考试，不论是对文武童生的院试，还是考定文武生员等次的岁科试，都一毫不苟，实在是真正清官。”皇帝因此特旨对刘琰免议。刘琰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越发严格要求自己，坚守高洁的情操，以此作为对朝廷的报答。而忌恨刘琰的小人也不甘就此罢休，越发想找机会来中伤他。这时有人以刘琰清正高洁、坚持操守为他向礼部辩说，但当事者却回答道：“刘公的清操，我们也有耳闻。但规礼是天下各地都如此，怎么就单单他江西不兴?退一步说，即使江西不送规礼，难道连写一封信打个招呼都不能吗?当时假若肯稍为照应，部议也不会提出来啊!”这话传给刘琰，刘琰依然置之不理，只仗自己一腔刚方之气、严正之操，终究不写一个字给礼部。等到科试册文报部，当事者又以字画错讹的同样因由拟议对刘琰罚处。这时正值康熙皇帝幸驻新建的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当事者这次耍了个手段，将对刘琰的议处和其他事杂在一起上奏，康熙皇帝竟然一起允准了奏议，就这样终将刘琰降夺一级。
刘琰接到这个消息，没有表示多么意外，反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并举出江西前贤陶渊明的例子，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给后人留下《归去来辞》那么好的千古文章，他就是我的榜样啊!于是决心辞官退归故乡。但刘琰虽为官多年，却清正一身，身无长物，囊空如洗，说辞归故乡，千里迢迢，怎么得回?这时巡抚换了郎廷极，郎公尊敬刘琰的清操，慷慨地拿出三百两银子赠给刘琰作路费，原任监政观察韩西崖也赠银一百两，并且对大家说：“学政任满回家竟然没有路费，这在本朝六十年来还是第一次遇见。”众多地方士绅也都纷纷写送别诗赞扬刘琰，表示挽留。刘琰一向喜爱豪饮，便以大半还酒债，剩余的当路费辗转从运河坐船回山东老家，并写有一首有名的《旋辕》诗纪其事，全诗为：“笑别江南返故乡，携来奇物满船装。一轮明月闲中得，两袖清风淡处忙。吴水吴山偿酒债，楚花楚草入诗囊。多情还有河边柳，一带云烟锁夕阳。”旧县志收入此诗，题作《江南学政差竣，载酒一船归，人以为金银，及发始知》。
刘琰回乡在张秋杜门谢客，寄情诗酒，啸傲自豪。京城同僚好友多次给他来信，说当今皇帝好比尧舜再世，您老不可以隐退在野，劝他重新出仕，刘琰概不作答。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清官”、“康熙名臣”的张伯行当时官任兖宁道，公干从运河过张秋，要前去拜访刘琰。刘琰推辞不见，张伯行径直进家，刘琰说：“陋室不堪，所以不敢屈劳您的大驾。”张伯行笑道：“不堪何妨，不堪才正表现出君子的风度!那些居住高堂大厦的，哪里有这种高卓的情趣!”张伯行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富裕，每要借给刘琰盘费，让他去京都补官，并且说：“公高卧不出，自己打算倒好，但又对得起天下百姓吗?”刘琰还是坚决辞绝。张伯行后来调任京城，在皇帝休憩闲宴处奏对时，向皇帝推荐刘琰是王佐之才，可与汉唐诸臣相比，把他征召来朝廷，一定会对当朝风俗教化大有补益。康熙皇帝深以为是，正准备大用刘琰之时，而刘琰已经去世了。这年正是康熙五十年(1711)，刘琰才六十一岁。给他送葬参加追悼的有千馀人，即使路过不认识他的人也都表示惋惜。张伯行哭得尤其悲哀，说是老天不想让这人兴起啊，不然怎会这么早就从人间夺走介庵先生呢!并且亲自写诗文祭悼，其中有“斗山失韩，洙泗无曾”这样的句子。刘琰死后第二年，阳谷县和张秋都有将他列入乡贤祠，江西、江宁将他列入名宦，
刘琰是一个清官，他一生清介正直、坚守节操。刘琰又是一个文人，是一个诗人、书法家。他丰姿爽秀，天性旷放，气度豁达，富秉文人气质。好临池作草书，开始学习王右军，后来自成一家。人们得到他的片纸只字，都看得很宝重。所著传记词赋高古典雅，在翰林院十年，前后应制诗赋，多次得康熙皇帝赞赏，但并不以为重。平时所写文章，脱稿以后，被人家拿去，也不自留稿底，更不将诗文刊刻示人。所以著作虽多，但得行于世的却甚少。状元出身、官任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韩菼曾称许刘琰是“文章冠十五国之先，人望在数千载之上”。刘琰的为人为文足以名世，只因他性不狎世，一味强项，无视官场规则，身处政以贿成的封建官场，终于自己退离官场，而他又雅不好名，遂渐被湮没，但在阳谷家乡却流传着他的口碑遗闻，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
刘琰墓在县城东八里营村西，现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谢榛(1495—1575年)， 清代名臣，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履山人，临清人。“后七子”之一，明朝著名文学家。谢榛初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以他 为首，倡导为诗摹似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襄精华。”后为李攀龙等排斥。晚年客游诸藩王间。其诗以律、绝见长，内容多为对家乡眷恋之情及政治上的抑郁不平，形式古雅玲珑，功力深厚。其诗论，主张“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但仍未脱离拟古主义。著有《四溟集》十卷，《四溟诗话》四卷。
邓钟岳(1674～1748)，清代官员。字东长，号悔庐。今东昌府区人。邓基哲子。他博览群书，尤对《易》、《礼》有深入研究。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举人，六十年(1721)登进士一甲第一，入翰林。雍正元年(1723)充江南副考官道，以母丧归，四年后起任江苏学政，刊《近思录》、《白鹿洞规》等书以教育士子。七年(1729)以少詹学士任广东学政，不久，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邓为政清廉，谨慎守礼，所奏为政之道首要的是正风俗、杜邪讹，得到雍正帝赞许和采纳。十一年(1733)任礼部右侍郎。充《大清一统志》总裁，转左侍郎。以事降为太常卿。乾隆间历浙江学正、通政司参议，再晋礼部右侍郎、左侍郎，于乾隆九年(1744)、十二年(1747)两次充任江南正考官。在浙江时，曾训示诸生：“耻为羞恶之本，干谒标榜、颂辞连篇，或因细故，骨肉成隙，耻何在焉。”十三年(1748)曾随乾隆帝东巡。当年夏，以疾致仕，卒年74岁。钟岳工书，能诗文，康熙对他有“字甲天下”之誉。著有《知非录》、《寒香阁诗集》4卷，《文集》4卷。
胡德琳，字碧腴，一字书巢，广西临桂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转任多地地方官，历任什邡县、历城县知县，简州知州，济南知府等职。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东昌知府，四十年(1775)官满，短期任青州、莱州知府后，四十二年(1777)复任东昌知府。他是唯一东昌籍外在七贤祠享祭的人。
他是位勤政爱民的官员，每到一地任职都流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政绩，在他任职的地方先后主修了《济阳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历城县志》等。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胡氏两任东昌知府，社会、经济方面的业绩已无从查考，在文化建设上给东昌留下了众多的精神文化财富。据宣统版《聊城县志》记载，他到职后不久就重修了城隍庙。城隍是“剪恶除凶、护国保邦、守护城池”的神。祈盼保护百姓幸福平安。
到职的第三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纂修《东昌府志》，历时两载，数易其稿，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修成，乾隆四十二年(1777)梓行，全书五十卷，全面记载了东昌府的历史，为聊城的文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乾隆三十八年(1773)，胡德琳将始建于宋，初名“自公亭”、至元九年(1272)尚书徐世隆为东昌路总管时改建为绿云楼、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府黄检扩地为园、学使韦谦恒题为“得水”的小园林，以自己的官俸扩建完善而成为官家花园。乾隆帝东巡时，巡游该园，取杜甫诗句“名园依绿水”意，为此园题名“依绿园”。大门两侧的楹联“逍遥于城市而外，仿佛乎山水之间”，表现了人们追求平和、宁静，享受自然的雅致心情。园内建有砥斋、晚晴书屋、小玲珑洲、丽农山房、南章山房、小浪沧、环碧草堂、接叶新巢、小云根石、皱绿池、金沙泉、楼鹤亭等十八景，被誉为江北名园。更因其中有誉为东昌八大胜景的“绿云春曙”、“古甃铺琼”两景，而更负盛名。
乾隆三十九年(1774)，胡德琳在城内孙家胡同私人宅院改建成启文书院，并作记。后由知府张官五建设完备。内有照厅、门房、讲堂、前立卧碑、东西庑、正房、西厢、文昌阁、东西对楼、南北书斋、旁列回廊、后院书室等，周墙复壁，榱角焕然。成为东昌府最大的书院，传胪朱学笃等名家先后讲学于此。清末民初改为山东省立第二中学，仍旧是东昌最大的学府，培养了批批人才。
他为东昌人做出的贡献，东昌人感激他，后任的官员也敬佩、赞赏他的政绩，道光年间知府朱锦琮在增列邓钟岳入祠的同时，也“旁以郡守胡德琳配祀”。
杨以增(1787～1855) 清代藏书家。字益之，号至堂，别号东樵。聊城县城里(今属聊城市东昌府区) 人。出身诗书世家。17岁入县学。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初在贵州任荔波县知县、后任松桃直隶厅同知、贵阳府知府。其间，在清理积压公文中，发现一个贿赂顶凶、错杀无辜的疑案，即查明案情，重新审处，惩办原凶，为受害者昭雪。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后赴贵州先后任荔波、贵筑知县，兴义、贵阳知府，再任广西左江、湖北安襄荆郧道员。河南开归陈许道任职。在河南时，每逢黄河汛期，便率众督促加固堤坝，视察汛情，使当地百姓免受水患。后升任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在陕西时，与陕西巡抚林则徐友谊甚笃。道光二十九年(1848)升为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咸丰五年(1855)卒于于江苏清江浦任所，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建“海源阁”藏书楼。服阕，调任河南开封陈许道员，后转任两淮盐运使、甘肃安察使。升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后又代理陕甘总、江南河道总督。为官先重教化，后施刑政，人称有“两汉循吏风”。谥号“端勤”。葬于聊城城西田家庄。
杨以增一生热爱藏书。早在读书时即秉承父业立志藏书。道光五年(1825)，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和收集许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建“海源阁”藏书楼。1840年 (道光二十年) ，家居为父守丧时得到文学家梅曾亮、包世臣协助，筹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豪门历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乱失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居外为官之便，辗转于吴越间，将当地数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献几乎尽数收集起来，以船沿运河运至聊城。杨以增还通过各种关系和不同渠道，不惜巨资购得不少私人珍贵藏书。太平天国起义时，他正在江苏清江浦任职，购得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藏书。黄氏系乾隆年间举人，喜欢藏书，搜集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曰“百宋一廛”，又称“士礼居藏书”。杨以增得黄氏藏书，为海源阁藏书初步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又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
杨以增收集、购买书籍时，特别注意鉴别书籍的真伪和收藏价值，大多经过梅曾亮、高均儒、吴熙载等文人、鉴赏家的鉴别，因此，所收购书籍大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泾县包世臣结为文字交，后又聘请包世臣入其幕府，为他鉴定古书、字画。先后所收书达10余万卷，藏书楼为“海源阁”，取“涉海而能得所归者”之意。楼上藏宋元精椠，楼下为宋、元、明和清初版、殿版、手抄本；另将帖片、古物、字画贮于阁的后院，凡五间，皆至充栋。另辟有“宋存书室”，因得宋版书《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遂称“四经四史之斋”。咸丰年间，江浙藏书家多不能自守，他乘机购得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藏书，又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
子杨绍和撰有《楹书偶录》，刊有《海源阁丛书》，江标为其《宋元本书目》作序，洵一时之盛。藏书经杨绍和、杨保彝至杨敬夫，1930年被军阀、土匪掠劫损失大半，流散于他人者亦不少。经王献唐等人整理，归于济南市图书馆。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考其聚散流亡甚详。傅增湘著有《海源阁藏书纪要》。藏书影响
尤其得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最多。其“海源阁”亦和陆心源“皕宋楼”、瞿绍基“铁琴铜剑楼”、丁国典“八千卷楼”，并称为近代四大藏书楼。曾辑印《海源阁丛书》。杨以增之子杨绍和、之孙杨保彝均致力于藏书事业，“禀承家学， 一专于书， 搜罗典籍，不遗余力，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乃悉集于聊城。”其子杨绍和，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又得清室弘晓“乐善堂”藏书。其孙杨保彝，曾任山东省通志局会纂，又使藏书有所增加。(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概略与劫后之保存》)，使海源阁藏书在杨以增收藏的基础上益加宏富。至清末，海源阁藏书达3236种，20余万卷，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
藏书印有“杨东樵读过”、“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关西节度史”、“杨氏伯子”、“至堂”、“瀛海迁班”、“四经四史之斋”等数十枚。著《退思庐文存》，后人辑有《杨端勤公奏疏》。
海源阁所藏图书，在军阀兵乱和日军侵略中大部散失，少部辗转北京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保存。1986年，聊城(今东昌府区)市人民政府在杨氏宅院故址重建海源阁。
朱学笃(1827—1892) 字祜堂，号实甫。聊城县(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应乡试中举。1859年(咸丰九年)中第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 860年(咸丰十年) 授编修。同年，加翰林院侍读衔。1862年(同治元年)充国史馆协修、纂修，实录馆协修、纂修。1864年(同治三年)补湖广道监察御史。1865年(同治四年)充任会试同考官。1866年(同治五年)转掌浙江道监察御史。1867年(同治六年) 任甘肃宁夏府知府。1869年(同治八年)开缺以道员选用。1874年(同治十三年) 受命督修黄河工程并加盐运使衔。后因老母在堂奏请归里。在籍及济南课教多年。
朱学笃自幼沉静果决，志向坚定。步入仕途后，风节自励，遇事敢言，同僚中有渎职不法者，上疏奏劾毫无顾忌。对待母亲孝行谨持，因在外地居官，离家乡较远，经常思念老母，夜不能寐，故辞官归里。娱亲之暇，严课子弟。创建“笔花馆文社”讲学授徒。在籍主持启文书院讲席，在济南主持泺源书院讲席。经他教授的诸生多有成就。他虽然去官归隐， 每闻地方利弊，对当政者为民请命无不尽言。1883年(光绪九年)黄河决口，洪水将聊城围困，朱学笃督率夫役抢险，加固堤防，保住城池，民众免受洪水之苦，此举深得乡里钦敬。朱学笃对书法艺术造诣颇深。1875年(光绪元年)，为重修西关外吕祖堂撰写的碑记，字体平整，结构严谨，遒劲丰满，神气贯通，堪称一绝。在吕祖堂戏楼台前抱柱上书写的对联：“歌管楼台仙阙下，夕阳城郭画图中”，时至今日仍在民间传诵。1892年(光绪十八年)病逝。
义学正 柳亚子
武训先生义学症，文盲举世尚滔滔。
论才如汝堪千古，继至与今有一陶。
莫笑愚民秦帝暴，更怜监谤彘王劳。
拉丁何日改方块，张蔡英灵未必遥。
乞圣武训，清代平民教育家，今冠县人。7岁丧父，乞讨为生。自咸丰九年（1859）开始行乞集资兴学，先后于冠县柳林、临清市杨二庄、临清御史巷建起义学三处，时山东巡抚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并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文学家谢榛
谢榛，清代名臣（1495—1575年），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履山人，临清人。“后七子”之一，明朝著名文学家。谢榛初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以他为首，倡导为诗摹似盛唐、主张“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襄精华。”后为李攀龙等排斥。晚年客游诸藩王间。其诗以律、绝见长，内容多为对家乡眷恋之情及政治上的抑郁不平，形式古雅玲珑，功力深厚。其诗论，主张“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但仍未脱离拟古主义。著有《四溟集》十卷，《四溟诗话》四卷。
抗日英雄张自忠
张自忠(1891—1940年)，字荩忱，临清唐园村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914年投笔从戎。曾率部重创日军，取得喜峰口之役大捷。1938年任27集团军团长。率部在鲁南重创日军，为台儿庄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6月又率部在信阳得胜关一带阻击日军西进，并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
李苦禅(1899～1983) 国画大师。原名李英，号励公。高唐县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勤工俭学会，参加徐悲鸿主持的业余画法研究会。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艺专西画系学习，白天学习绘画，晚间拉人力车，清苦异常，故同学赠以“苦禅”之名。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研习国画。1925年于北京艺专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学校、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1930年应聘任杭州国立艺专教授。1946年起任国立北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第七世孙，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年底公费赴英国留学，曾在伦敦大学学习历史、数学和实验心理学，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曾任中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的质询时过度激动，因脑溢血而猝逝，得年55岁。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1993年聊城市政府决定成立“傅斯年陈列馆”，1994年程思远副委员长专门为傅斯年陈列馆寄来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季羡林先生为傅斯年陈列馆题写了匾额。
季羡林（1911.8.2~2009.7.11），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东方学家、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先生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长达四十年。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副主编、语言卷主编，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冰岛大学《吐火罗文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季羡林季羡林教授从事东方学和印度学的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是极其突出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印度国家文学院名誉院士，伊朗德黑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