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庵：我与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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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重庵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出席仪式并讲话。
今年是民盟成立70周年。想起民盟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和熏陶，颇有些感触。回忆的思绪串联起一些往事和点滴感悟，虽说平凡普通，却是真实心迹。且把这些记忆和感触记录于此，作为对民盟“不逾矩”之年生日的纪念。
对民盟的最初印象
最早听说民盟，还是在少年时代。我的父亲李秉德1949年从欧洲留学回国，经过一段学习后分配到当时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副教务长，母亲郑孟芳也到该校任讲师。50年代初，父母亲在校党委书记徐老的动员下参加了民盟。当时学校的教授中，有不少是民盟成员。民盟给我的第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印象，就是民盟成员都是有学问、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
几年后的“反右”斗争中，父亲突然成了“右派分子”。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读高中时，我受这件事的影响不能入团，才对事情有所了解：原来父亲被划为“右派”和民盟有直接关系。“大鸣大放”高潮期间，盟省委召集各高校盟组织负责人开会，汇报各自学校鸣放的情况。父亲只是按照要求如实介绍了校内的大字报内容等情况，并未发表个人意见。然而，这个会后来被定性为“向党进攻”的“黑会”，参加会的人（而非会议的组织者和召集者）都被定为“右派分子”。父亲在第二年“摘帽”、30年后“改正”时，都感激党，对民盟组织也一直怀有深厚感情而没有怨恨。后来知道，像父亲这样的经历，在盟内并不少见。这是民盟留给我的又一印象。
我的盟员老师
父母是我最早也最近的老师，他们对我的言教和身教，就是诚实、正直做人，兢兢业业用自己的所学为社会效力。“文革”期间，父亲历经数年磨难，从“牛棚”放出后，最感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特别是不能从事他钟爱的教育事业。所以在他被“解放”后，得到的第一个工作虽是到子弟小学教算术，他却非常高兴，非常认真地工作。记得当时我家已从楼上搬出，住在半地下室的土房里。一次我半夜醒来，看见他在灯下细心地用刀切萝卜块！他那是在备课：考虑到小学生对“立方体”概念缺乏空间想象力，他就想方设法用手头可以找到的材料制作直观的教具。大学教授教小学生，他没有半点不悦。因为能重新从事教育专业，而且能从事教材教法研究的实践，他反而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致！
我的大学老师中有不少是盟员，他们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刻且持久的。现在我还能清晰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教普通物理大课的章立源老师，后来担任民盟北大主委，前年教师节我还去看望过他；教高等代数的丁石孙老师后来则成为民盟中央主席，是我在盟中央机关工作的直接领导；教俄语的李庭栋老师，是1948年入盟的老资格盟员。当时数学力学系的主任是著名的段学复教授，力学专业要向昌平新校区搬家，他作动员报告时用的全是数学语言：诸如老校区边界固定，内部趋于稠密，自然须要拓展新域云云。同学们很高兴听了那一“课”，搬家的道理已无需证明，搬家也自然顺当。至今老同学相聚时，还津津乐道那次动员报告。
80年代初，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急需各种专门知识。民盟中央审时度势，组织一批盟员专家学者举办“多学科讲座”，我父亲讲的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在京的大姐曾去听讲座，对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应印象很深。通过中央台广播电视，民盟讲座的影响扩及全国，是民盟群体智力优势的一次精彩亮相，这些盟员也是我们大家的老师，而且其中多有大师。
我的盟员同事
在我任教23年的兰州铁道学院，有不少学术和人品都受人尊敬的老教师，其中有些是盟员。如全路的头牌运输学专家、一级教授林达美，因他曾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我1981年赴美留学前便与同事向他请教。大家折服于他的强闻博记，公认他熟知至少8000英语词汇。他言谈中也浸透着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气概。数学教授赵祯是建校元勋，至今健在，不久前他还在为他举办的百岁祝寿会上，对学校发展和民盟工作发表了清晰、中肯的建言。他们是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发展中国铁道高等教育，听从祖国召唤，义无反顾来到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大西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也正是在这些榜样的影响和嘱托下，我才最终服从组织决定，忍痛渐离心爱的专业，开始担任系、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为的是老先生们付出一生心血的学校能更好发展，也为了更多教师能有更好的条件从事专业。
从父母，师长，到同事，在我成长的人生道路上，不知不觉间，已经深深地印下了民盟影响的烙印。
1987年我加入了民盟，开始受到盟组织的教育，参加盟内的活动，感受到盟员间的亲和。那几年里，我协助当时学院支部主委马老师等，征得各系党总支的支持，物色发展了好几位优秀教师入盟，他们多是副教授以上的业务尖子，有的还兼任副系主任、副处长等。这些同志现在都是业务和行政骨干，有的调到别的大学任校长，有的调任省政府副厅长，有多位任二级学院院长，甚至还有一位入党后任校党委统战部长。这一批优秀教师的加入，使学院民盟支部改善了结构，增强了活力，扩大了影响。党委统战部很支持我们，民盟支部不仅正常开展学习活动，而且承办过兰州西片的几所高校民盟成员年度联谊会，各校盟员欢聚一堂非常高兴。
进入盟省委班子
上世纪90年代，我的工作几经变动，从教授到副院长、省教委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这期间我参加了民盟全国七大、八大，先后当选为盟省委委员、常委、副主委。这样一些工作岗位和身份的转换，使我对民盟和盟内同志有了越来越真切的认识，感情也越来越深，同时也得以从新的角度和层面来认识、理解和参与当今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担任政府工作后，我常到市、县出差。听取基层盟员的意见，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到市、县和基层出差，不管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时间再紧张，一定要抽出时间与地方和基层盟组织的同志、盟员代表见见面，谈谈工作。当地党政领导自然予以支持，有的中共市、县委书记还参加座谈。
这些活动增进了与基层盟员的沟通，使我对盟的基层情况有所了解，看到各地盟员的优秀表现，我很以民盟自豪。同时，这些活动对地方盟组织开展工作也有助益，因为能使当地党政领导对民盟组织和盟员近距离地认识了解，也对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加深感性认知。曾有不止一位市、县委书记对我说，他们接受我的建议给当地民盟同志一些调研任务，并和他们交流以后，发现民盟的同志素质、能力都很好，民盟组织能给他们工作帮上力。
在民盟省委的工作中，我有机会受到民盟老前辈的言传身教。原老主委朱宣人教授和我父亲是老朋友，在盟省委会议上的他，一如在和朋友、教授们聚谈时一样诚恳谦和、民主豁达。他尽管当过高官，却毫无某些高官的霸气和俗气。我也曾有幸接待费老到甘肃考察调研及与省领导座谈。丁石孙主席、张梅颖副主席，袁行霈、吴修平等盟中央领导来甘肃指导盟务工作，我也有幸见面，聆听他们讲话。作为地方盟组织的干部，我每次都深深感到民盟大家庭的亲切、温暖。
这期间也参加了几次民盟中央举办的活动。1994年在北京、1996年在成都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我先后发表了对高教和教育改革、农村教育的意见。参加这些研讨会、盟员从政干部座谈会、代表大会等，我开始认识来自各地、各行业众多优秀的盟员同志，更增加了对民盟的亲近感和自豪感。一次在盟中央机关举行的民盟高等教育研讨会上，钱老发言介绍他主持上海大学的改革，从理论、思路到政策、方法，认真而详备，滔滔不绝，费老几次提醒该吃饭了会议才结束。在成都会上，丁石孙主席以西南联大在困苦时局仍能成功办学的例子，分析政府管理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发人深思。
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
2002年底的民盟“九大”上，我被选为副主席，次年初奉调民盟中央机关任专职副主席，同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法律委员会也有任职，迄今已近十年。
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在先后分管的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宣传的工作实践中，亲眼看到民盟在全国各地的政治社会影响和众多优秀人才，见证了民盟可以通过调研建言和社会服务活动，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其科学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非典”伊始，研究突发事件应对问题已久的盟员专家就迅速建言，民盟中央较早敏锐地抓住“社会管理”的议题，当年开始举办“灾害与社会管理”专家论坛。对于应急管理，民盟集中了国内顶级专家的声音和思考，引起政府高度关注，深度参与了国务院主管部门对省部级预案的标准制定。民盟还接受主管部门委托，较早地在哈尔滨和阳江开展城乡基层社区灾害预防应对的调研和制度建设试点，做出阶段性经验总结。
民盟关于将发展生物科技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建议经中央最高层领导长篇批示后，国务院建立了领导机构，相关部委参考民盟的意见，对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一五”规划重新做了调整修改，也加强了全国的统筹。我亲耳听到一些高新生物科技企业领导说，他们感受到，在民盟建议之后，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和进步。
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在发起和推进“农村教育烛光行动”的过程中，我多次深深为盟员的政治热情和奉献精神所感动。 “烛光行动”源于盟员强烈呼吁“全盟应在教育方面联合行动做有较大影响的事”，以及我们对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阶段的认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党意识。经过约一年的研讨设计、协商试点等准备工作，我计划“烛光行动”先从十个省试行。谁知这一方案在2007年7月全盟社会服务工作会上刚一提出就被大家推翻：30个省级盟组织都要求作为第一批的试点！于是只好按大家意见全盟启动，并按大家的建议，决定以全体与会同志名义发出向全盟的呼吁书，盟中央正式发文做出决定和部署。由此可见大家极高的积极性和群体智慧，同时也给作为领导的我上了一课。三年多来，在并无充足资金支持的条件下，“烛光行动”蓬勃开展，其覆盖地域之广、创新方式之丰、培训教师之众、援建校舍之美，特别是盟员事迹之感人，实非比寻常。
重庆民盟组织开展“帮教”已经二十多年。这样一件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几年中能在全国各省由盟组织稳妥地开展，而且各地都有创新，社会效果很好，非常不易。各地民盟组织在长期扶贫基础上，近年都建立了固定的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我看到听到的每一个点，都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不少地方的盟员专家下乡教农民种植新技术，风风雨雨坚持十来年，才使农民从疑虑到掌握、到致富、到形成该村的品牌。他们给村民带来实惠，更为新农村建设的大题目带来深层思考。
对于没钱没权的盟组织和“业余闹革命”的盟员，“做好事做实事”不是件容易事，也不是硬性任务，但各地都做得有声有色，颇有影响，不少盟员的故事令人动容。何以如此？这一切都来自民盟各级组织的创造性工作，来自盟员们对教育事业、对国家人民、对民盟组织的忠诚、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来自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责任。我有时想，若不是民盟这支队伍，若不是民盟这种精神，也会如此吗？这些事给我的教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因盟务工作我常到各地出差，总要看望一些老盟员，从中发现一个现象：民盟成员中长寿者比比皆是。什么原因？我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两个共同点，那就是心宽、心善。后来又加了一条：多数是教师，得益于接触青年和住在校园，因而“心态年轻”。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我对民盟早期的一些史料有所了解和学习，也有些研究交流的机会，因而对民盟不平凡的历史、对其在中国现代史所起过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有了更多的理解。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天平上，民盟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民盟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国共之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与期望，因而在知识界和城市社会中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也代表了一部分民心。因此，国共方面都曾争取民盟，希望能站在自己一方。国民党起初阻挠、刁难民盟成立，继而对其分化、利诱和胁迫。对于青年、民社两党脱离后的民盟更是残酷打压，直至宣布“非法”，视同“匪帮”，野蛮迫害，数百名民盟志士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在斗争过程中，民盟由中共反独裁争民主的天然盟友，到与中共站在同一战线休戚与共，直至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领导，投身筹备新政协、建设新中国的伟业之中。这一变革进程，今天我们说是“历史的选择”，我理解是指这一发展过程的历史必然性。民盟既然举起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宪政、主张团结建国的政治旗帜，便自然要与坚持一党独裁、排除异己、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右派发生根本冲突，因而渐行渐远，最终决裂敌对，和中共站在一起。在中国两大政治、军事势力的生死决斗之间，由书生组成的、只有话语权的、弱小的中间势力，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外部斗争压力催化了民盟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协、争执、分化，其中与历史前进步伐合拍的力量，放弃了最初做弥合国共分歧的中间人的初衷，最后与中共密切合作。这已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派可以设计或左右，确属历史的必然。我们学习盟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这一基本历史经验，继承民盟政治传统，坚持我们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政治方向；同时也深刻理解这一历史客观规律，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建设。
我和民盟有缘。我作为盟员，个人的生活轨迹与民盟的发展进程有段交叉重合，因而有幸和众多优秀的盟员知识分子同盟、同志、同心、同德，由此得到教育，思想得到升华，倍感光荣和幸福。我珍惜这个缘分，也感激这个缘分。
对民盟的最初印象
最早听说民盟，还是在少年时代。我的父亲李秉德1949年从欧洲留学回国，经过一段学习后分配到当时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授、副教务长，母亲郑孟芳也到该校任讲师。50年代初，父母亲在校党委书记徐老的动员下参加了民盟。当时学校的教授中，有不少是民盟成员。民盟给我的第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印象，就是民盟成员都是有学问、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
几年后的“反右”斗争中，父亲突然成了“右派分子”。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读高中时，我受这件事的影响不能入团，才对事情有所了解：原来父亲被划为“右派”和民盟有直接关系。“大鸣大放”高潮期间，盟省委召集各高校盟组织负责人开会，汇报各自学校鸣放的情况。父亲只是按照要求如实介绍了校内的大字报内容等情况，并未发表个人意见。然而，这个会后来被定性为“向党进攻”的“黑会”，参加会的人（而非会议的组织者和召集者）都被定为“右派分子”。父亲在第二年“摘帽”、30年后“改正”时，都感激党，对民盟组织也一直怀有深厚感情而没有怨恨。后来知道，像父亲这样的经历，在盟内并不少见。这是民盟留给我的又一印象。
我的盟员老师
父母是我最早也最近的老师，他们对我的言教和身教，就是诚实、正直做人，兢兢业业用自己的所学为社会效力。“文革”期间，父亲历经数年磨难，从“牛棚”放出后，最感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特别是不能从事他钟爱的教育事业。所以在他被“解放”后，得到的第一个工作虽是到子弟小学教算术，他却非常高兴，非常认真地工作。记得当时我家已从楼上搬出，住在半地下室的土房里。一次我半夜醒来，看见他在灯下细心地用刀切萝卜块！他那是在备课：考虑到小学生对“立方体”概念缺乏空间想象力，他就想方设法用手头可以找到的材料制作直观的教具。大学教授教小学生，他没有半点不悦。因为能重新从事教育专业，而且能从事教材教法研究的实践，他反而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致！
我的大学老师中有不少是盟员，他们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刻且持久的。现在我还能清晰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教普通物理大课的章立源老师，后来担任民盟北大主委，前年教师节我还去看望过他；教高等代数的丁石孙老师后来则成为民盟中央主席，是我在盟中央机关工作的直接领导；教俄语的李庭栋老师，是1948年入盟的老资格盟员。当时数学力学系的主任是著名的段学复教授，力学专业要向昌平新校区搬家，他作动员报告时用的全是数学语言：诸如老校区边界固定，内部趋于稠密，自然须要拓展新域云云。同学们很高兴听了那一“课”，搬家的道理已无需证明，搬家也自然顺当。至今老同学相聚时，还津津乐道那次动员报告。
80年代初，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急需各种专门知识。民盟中央审时度势，组织一批盟员专家学者举办“多学科讲座”，我父亲讲的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在京的大姐曾去听讲座，对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应印象很深。通过中央台广播电视，民盟讲座的影响扩及全国，是民盟群体智力优势的一次精彩亮相，这些盟员也是我们大家的老师，而且其中多有大师。
我的盟员同事
在我任教23年的兰州铁道学院，有不少学术和人品都受人尊敬的老教师，其中有些是盟员。如全路的头牌运输学专家、一级教授林达美，因他曾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我1981年赴美留学前便与同事向他请教。大家折服于他的强闻博记，公认他熟知至少8000英语词汇。他言谈中也浸透着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气概。数学教授赵祯是建校元勋，至今健在，不久前他还在为他举办的百岁祝寿会上，对学校发展和民盟工作发表了清晰、中肯的建言。他们是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发展中国铁道高等教育，听从祖国召唤，义无反顾来到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大西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也正是在这些榜样的影响和嘱托下，我才最终服从组织决定，忍痛渐离心爱的专业，开始担任系、校的行政领导职务，为的是老先生们付出一生心血的学校能更好发展，也为了更多教师能有更好的条件从事专业。
从父母，师长，到同事，在我成长的人生道路上，不知不觉间，已经深深地印下了民盟影响的烙印。
1987年我加入了民盟，开始受到盟组织的教育，参加盟内的活动，感受到盟员间的亲和。那几年里，我协助当时学院支部主委马老师等，征得各系党总支的支持，物色发展了好几位优秀教师入盟，他们多是副教授以上的业务尖子，有的还兼任副系主任、副处长等。这些同志现在都是业务和行政骨干，有的调到别的大学任校长，有的调任省政府副厅长，有多位任二级学院院长，甚至还有一位入党后任校党委统战部长。这一批优秀教师的加入，使学院民盟支部改善了结构，增强了活力，扩大了影响。党委统战部很支持我们，民盟支部不仅正常开展学习活动，而且承办过兰州西片的几所高校民盟成员年度联谊会，各校盟员欢聚一堂非常高兴。
进入盟省委班子
上世纪90年代，我的工作几经变动，从教授到副院长、省教委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这期间我参加了民盟全国七大、八大，先后当选为盟省委委员、常委、副主委。这样一些工作岗位和身份的转换，使我对民盟和盟内同志有了越来越真切的认识，感情也越来越深，同时也得以从新的角度和层面来认识、理解和参与当今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担任政府工作后，我常到市、县出差。听取基层盟员的意见，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到市、县和基层出差，不管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时间再紧张，一定要抽出时间与地方和基层盟组织的同志、盟员代表见见面，谈谈工作。当地党政领导自然予以支持，有的中共市、县委书记还参加座谈。
这些活动增进了与基层盟员的沟通，使我对盟的基层情况有所了解，看到各地盟员的优秀表现，我很以民盟自豪。同时，这些活动对地方盟组织开展工作也有助益，因为能使当地党政领导对民盟组织和盟员近距离地认识了解，也对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加深感性认知。曾有不止一位市、县委书记对我说，他们接受我的建议给当地民盟同志一些调研任务，并和他们交流以后，发现民盟的同志素质、能力都很好，民盟组织能给他们工作帮上力。
在民盟省委的工作中，我有机会受到民盟老前辈的言传身教。原老主委朱宣人教授和我父亲是老朋友，在盟省委会议上的他，一如在和朋友、教授们聚谈时一样诚恳谦和、民主豁达。他尽管当过高官，却毫无某些高官的霸气和俗气。我也曾有幸接待费老到甘肃考察调研及与省领导座谈。丁石孙主席、张梅颖副主席，袁行霈、吴修平等盟中央领导来甘肃指导盟务工作，我也有幸见面，聆听他们讲话。作为地方盟组织的干部，我每次都深深感到民盟大家庭的亲切、温暖。
这期间也参加了几次民盟中央举办的活动。1994年在北京、1996年在成都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我先后发表了对高教和教育改革、农村教育的意见。参加这些研讨会、盟员从政干部座谈会、代表大会等，我开始认识来自各地、各行业众多优秀的盟员同志，更增加了对民盟的亲近感和自豪感。一次在盟中央机关举行的民盟高等教育研讨会上，钱老发言介绍他主持上海大学的改革，从理论、思路到政策、方法，认真而详备，滔滔不绝，费老几次提醒该吃饭了会议才结束。在成都会上，丁石孙主席以西南联大在困苦时局仍能成功办学的例子，分析政府管理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发人深思。
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
2002年底的民盟“九大”上，我被选为副主席，次年初奉调民盟中央机关任专职副主席，同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法律委员会也有任职，迄今已近十年。
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在先后分管的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宣传的工作实践中，亲眼看到民盟在全国各地的政治社会影响和众多优秀人才，见证了民盟可以通过调研建言和社会服务活动，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其科学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非典”伊始，研究突发事件应对问题已久的盟员专家就迅速建言，民盟中央较早敏锐地抓住“社会管理”的议题，当年开始举办“灾害与社会管理”专家论坛。对于应急管理，民盟集中了国内顶级专家的声音和思考，引起政府高度关注，深度参与了国务院主管部门对省部级预案的标准制定。民盟还接受主管部门委托，较早地在哈尔滨和阳江开展城乡基层社区灾害预防应对的调研和制度建设试点，做出阶段性经验总结。
民盟关于将发展生物科技产业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建议经中央最高层领导长篇批示后，国务院建立了领导机构，相关部委参考民盟的意见，对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一五”规划重新做了调整修改，也加强了全国的统筹。我亲耳听到一些高新生物科技企业领导说，他们感受到，在民盟建议之后，生物科技产业发展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和进步。
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在发起和推进“农村教育烛光行动”的过程中，我多次深深为盟员的政治热情和奉献精神所感动。 “烛光行动”源于盟员强烈呼吁“全盟应在教育方面联合行动做有较大影响的事”，以及我们对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阶段的认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党意识。经过约一年的研讨设计、协商试点等准备工作，我计划“烛光行动”先从十个省试行。谁知这一方案在2007年7月全盟社会服务工作会上刚一提出就被大家推翻：30个省级盟组织都要求作为第一批的试点！于是只好按大家意见全盟启动，并按大家的建议，决定以全体与会同志名义发出向全盟的呼吁书，盟中央正式发文做出决定和部署。由此可见大家极高的积极性和群体智慧，同时也给作为领导的我上了一课。三年多来，在并无充足资金支持的条件下，“烛光行动”蓬勃开展，其覆盖地域之广、创新方式之丰、培训教师之众、援建校舍之美，特别是盟员事迹之感人，实非比寻常。
重庆民盟组织开展“帮教”已经二十多年。这样一件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几年中能在全国各省由盟组织稳妥地开展，而且各地都有创新，社会效果很好，非常不易。各地民盟组织在长期扶贫基础上，近年都建立了固定的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我看到听到的每一个点，都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不少地方的盟员专家下乡教农民种植新技术，风风雨雨坚持十来年，才使农民从疑虑到掌握、到致富、到形成该村的品牌。他们给村民带来实惠，更为新农村建设的大题目带来深层思考。
对于没钱没权的盟组织和“业余闹革命”的盟员，“做好事做实事”不是件容易事，也不是硬性任务，但各地都做得有声有色，颇有影响，不少盟员的故事令人动容。何以如此？这一切都来自民盟各级组织的创造性工作，来自盟员们对教育事业、对国家人民、对民盟组织的忠诚、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来自知识分子的自觉和责任。我有时想，若不是民盟这支队伍，若不是民盟这种精神，也会如此吗？这些事给我的教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因盟务工作我常到各地出差，总要看望一些老盟员，从中发现一个现象：民盟成员中长寿者比比皆是。什么原因？我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两个共同点，那就是心宽、心善。后来又加了一条：多数是教师，得益于接触青年和住在校园，因而“心态年轻”。
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我对民盟早期的一些史料有所了解和学习，也有些研究交流的机会，因而对民盟不平凡的历史、对其在中国现代史所起过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有了更多的理解。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天平上，民盟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民盟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国共之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与期望，因而在知识界和城市社会中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也代表了一部分民心。因此，国共方面都曾争取民盟，希望能站在自己一方。国民党起初阻挠、刁难民盟成立，继而对其分化、利诱和胁迫。对于青年、民社两党脱离后的民盟更是残酷打压，直至宣布“非法”，视同“匪帮”，野蛮迫害，数百名民盟志士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在斗争过程中，民盟由中共反独裁争民主的天然盟友，到与中共站在同一战线休戚与共，直至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领导，投身筹备新政协、建设新中国的伟业之中。这一变革进程，今天我们说是“历史的选择”，我理解是指这一发展过程的历史必然性。民盟既然举起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宪政、主张团结建国的政治旗帜，便自然要与坚持一党独裁、排除异己、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右派发生根本冲突，因而渐行渐远，最终决裂敌对，和中共站在一起。在中国两大政治、军事势力的生死决斗之间，由书生组成的、只有话语权的、弱小的中间势力，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外部斗争压力催化了民盟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妥协、争执、分化，其中与历史前进步伐合拍的力量，放弃了最初做弥合国共分歧的中间人的初衷，最后与中共密切合作。这已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派可以设计或左右，确属历史的必然。我们学习盟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这一基本历史经验，继承民盟政治传统，坚持我们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政治方向；同时也深刻理解这一历史客观规律，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建设。
我和民盟有缘。我作为盟员，个人的生活轨迹与民盟的发展进程有段交叉重合，因而有幸和众多优秀的盟员知识分子同盟、同志、同心、同德，由此得到教育，思想得到升华，倍感光荣和幸福。我珍惜这个缘分，也感激这个缘分。